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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避而无为到顺势而为: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从避而无为到顺势而为: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

 

论文提要: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使得网络舆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进入WEB2.0时代后,网民从只能发帖,不能跟帖的简单浏览信息模式发展到可以发布信息、进行互动、出现跟帖、留言评论、视频发布等自媒体模式。在自媒体模式井喷式发展的态势下,中国网络民意异常活跃,网络“意见领袖”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因网络舆论而起的社会热点事件也超过西方欧美国家,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司法领域的特殊性和在上层意识形态中的特殊地位,在众多的网络舆情事件中,网民对司法机关在司法工作过程中的各类事件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而处于司法改革风口浪尖上的司法部门,由于受传统对外宣传思维的影响及对网络舆情应对的生疏,面对汹涌来袭的网络舆情,在应对舆情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使网络舆情演变成舆情危机,最终损害司法形象。因此,完善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已经成为司法改革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当前涉法网络热点舆情进行剖析,分析涉法网络舆情的特点,反思应对涉法网络舆情的失误及其内在原因,从网络舆情监控、网络舆情研判、网络发声策略、突发网络舆情应对等方面入手,着力探寻有效应对涉法网络舆情的基本策略。(全文约8269字)

 

以下正文: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

                                      ——习近平

     

互联网的新技术革命在中国成就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监督模式,就是网络舆论监督。特别是互联网经历了WEB1.0过程WEB2.O技术的转变后,中国网民从原来WEB1.0只能发帖,不能跟帖,到WEB2.0不仅可以发布信息,还可以互动,出现了跟帖、留言、博客、播客、QQ、微博、微信等。在网民通过互联网对社会进行监督时,将会形成区别于传统舆论效应的网络舆情效应。从性质上来看,网络舆情是由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1]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期,各种社会矛盾突显。司法机关作为社会矛盾最大的聚集地,中国网民对于司法行为/事件的关注度远超过其他事件,涉法网络舆情也由此产生。实践中,一方面,受传统对外宣传陈旧思想影响,司法部门在面对涉法网络舆情时,缺乏有效应对措施或能过行政手段强制干预,导致涉法网络舆情演变成涉法网络舆情危机。另一方面,个别案件当事人通过不断放大或歪曲司法行为,引导社会公众偏离事实真相,形成网络舆情事件,来满足自己的司法诉求,这一行为极易给国家司法形象及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威胁。为此,在WEB2.0时代,如何有效应对涉法网络舆情成为当前司法改革过程中不可回避,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避而无为:透视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现状

1、呈现:涉法网络舆情现状

2014116,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至2013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18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2]庞大的网络自媒体群体对于重大、敏感司法案件/事件,能在瞬间形成传统媒体不能比拟的网络舆情;同时,更多的诉讼参与人向网络媒体借力,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炒作,使司法案件/事件舆情效应不断扩大化。据人民网发布的《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称:201320个热点舆情事件中,司法案件占一半(详见图一)。[3]面对如此汹涌的网络舆情,司法机关应对涉法网络舆情的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图一:2013年涉法网络热点舆情列表

                                             单位:条

序号

事件/主题

天涯社区

凯迪社区

强国社区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开心网

合计

1

薛蛮子涉嫖被拘事件

51200

14200

5130

45732027

19200

50800

1730

45874287

2

李天一案

538000

378000

113000

10389729

3295600

822000

13500

15549829

3

薄熙来案

983500

1190500

146300

2852045

2692700

473000

19100

8357145

4

上海法院集体嫖娼事件

125000

10300

43900

2727842

340000

10600

1920

3259562

5

曾成杰被执行死刑事件

18900

5780

2330

2570964

165600

46800

460

2810834

6

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捕事件

18900

198000

901

1298943

524700

391000

883

2433327

7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事件

116000

174000

8910

1428963

15015

35100

10100

1788088

8

长春盗车杀婴事件

3390

354

128

153264

124300

4860

393

286689

9

甘肃初中生发帖被刑拘事件

29981

18570

2671

37905

60700

13300

52

163179

10

陕西神木“房姐”事件

12900

11420

18380

1347473

1344400

10500

4540

1539613

2、教训:当前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失误

有效应对涉法网络舆情必须掌握网络舆情的发展周期。一般来说,网络舆情基本可以分为舆情发生期、舆情发酵期、舆情发展期、舆情高涨期、舆情回落期、舆情反馈期6个阶段。[4]实践中,司法部门因为缺乏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导致涉法网络舆情演变成涉法网络舆情危机,最终损害了司法形象,甚至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通过对近年来涉法网络舆情的分析,司法部门应对网络舆情的策略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迟延响应,错过弱化舆情最佳时机。大量案例表明,如果舆情处置部门和新闻宣传部门不能在舆情发生期、舆情发酵期就启动响应与动态反应,必然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化,网络舆论的失控和公信力的损伤在所难免。[5]换而言之,舆情发生期、舆情发酵期是弱化舆情的最佳时期,由于缺乏对涉法网络舆情的周期研判的科学性认识,在很多涉法网络舆情,司法部门因延迟响应而错过了最佳应对期,导致舆情危机形成。如2010年河南禹州“天价过路费案”,111日,《大河报》以《河南禹州市一农民偷逃过路费8个月被判无期徒刑》为题率先作了报道。截至112日,报道共被转载308次。自112日开始,评论文章大量出现,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在舆情发生期与舆情发酵期,平顶山中院未及时抓住发声时机,导致网上不断举起猜测和质疑,并在接下来的应对中频频失去话语权。相反,上海法院集体嫖娼事件中,81日曝料人发帖,82日上海高院便作出积极回应,84日作出处理结果,87日上海市委书记发声……,持续快速的回应发声,使得上海市官方形象被很快修复,网络舆情也在87日以后,迅速回落并最终平息。

2)发声简单,极易引发“二次”舆情。对出现的网络舆情,司法部门一般通过官方平台如官方媒体、官方网页、官方微博等采用新闻通稿的形式向外发布事件情况,但由于缺乏对网民心理及信息语义的把握,导致司法部门对外发声的内容过于简单、粗糙,极易引起网民反感,引发“二次” 舆情。如备受关注的湖南特大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被执行死刑事件,是继“吴英案”后又一引发全民对民间融资大讨论的重大涉法网络舆情事件,面对这一敏感事件,在曾成杰被执行死刑后,长沙中院仅在其官方微博称:“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对犯人执行死刑时,犯人必须跟亲人见面”。这一发声,被众多网友称为“冰冷回复”,群起而攻之,引发“二次” 舆情。半小时后,长沙中院删除此条微博,微博道歉帖收获超7万次的转评数,甚至有网友敦促院长引咎辞职。[6]

3)有始无终,存在网络舆情返潮风险。实践中,在涉法网络舆情演变为舆情危机后,司法部门往往会高度重视,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来积极应对网络舆情,但在舆情走过高涨期,进入回落期时,部分司法部门会对舆情走势放松警惕,对网络舆论零星质询,采取不予回应的态度,也想借此来冷却网络舆论的热度。但实践证明,对于网民的零星质询不引起重视,极易成为不法网络大V或网络水军攻击司法机关的论据,引发网络舆情返潮。如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捕事件中,当事人陈永洲在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捕后,发表公开致歉信,承认自己收受他人“酬劳”,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连续发现针对中联重科的大量失实报道,并告诫同行“要以我为戒”。陈永洲的道歉信一出,使得针对司法不当干预舆论涉法舆情危机得以回落。但仍有部分网络大V及部分网友对致歉信的真实性、自愿性表示怀疑,此时,司法部门并未对陈永洲的案件调查进行持续披露,使得陈永洲事件开始返潮,对司法机关质疑声又开始高涨起来。

    二、迫而为之:涉法网络舆情成因分析

    从处置涉法网络舆情的实践中,司法部门开始认识到面对汹涌的涉法网络舆情,一味地避而无为,只能让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舆论旋涡,使涉法网络舆情演变成涉法网络舆情危机,其结果损害了司法形象,弱化了司法权威。为此,司法部门必须在当前的形势下迫而为之,深入分析涉法网络舆情的成因,建立行之有效的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1、理念原因:由于不适应WEB2.0时代对网络媒体带来的社会舆情传播革命,司法部门的部分领导对网络舆情危机意识较为淡漠,对网络舆情的重要性认识不清晰,对网络舆情发展周期认识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出现的涉法网络舆情听之任之。部分司法部门领导认为一再回应会进一步放大网络舆情效应,反而起到负面效果。二是对涉法网络舆情处置以“堵、删”为主。由于司法部门对网络舆情发展周期引导认识不足,导致涉法网络舆情出现后,司法部门通过社会关系要求相关网站、自媒体管理机构强制删帖,对网络舆情避而不见。三是对涉法网络舆情任意应对。由于缺乏专门处理网络舆情的法律法规,导致司法部门在处置涉法网络舆情时,无章可循,部分司法部门领导在舆情引导过程中,经常分不清事件性质和发展态势,误把所有涉法网络舆情问题和社会维稳问题联系在一起,处置方法不得当,最终酿成事故恶化。[7]

2、社会原因:在当前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分层加剧的背景下,需要建立一个长期有效的利益沟能协调机,使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可以得到充分表达。[8]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期,各种利益矛盾不断暴露,但社会管理滞后,司法机关与公众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得部分社会群体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无法通过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来维权,再加上司法的不独立,在众多力量干预、博弈下,司法裁判往往不完全按照法律规定进行。为此,部分当事人不得不寻求第三方力量进行维护。当前,在自媒体力量不断状大的前提下,网络舆情力量已经形成民间“意见领袖”、市场化媒体、体制内媒体、官方微博等“四驾马车”齐头并进的局面。在司法领域,部分当事人在对司法机关的司法处置不满时,往往借助民间“意见领袖”、市场化媒体的力量,为自己进行舆情造势,羸得网民支持。从人民网对2013100件热点舆情进行分析的结果,发现网络自媒体(包括民间“意见领袖”)、市场化媒体的传播覆盖率占71%[9](详见图二)

图二:人民网对2013100件热点舆情传播覆盖率分析

    3、机制原因:司法部门在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的组织建设实践中,虽然开始重视起来,但实践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一是网络舆情应对专门组织缺失,缺少一套完整、科学的涉法网络舆情信息收集监测、分析研判、引导应对机制,缺乏专门、固定的网络舆情信息收集监测与分析研判队伍,没有形成网络舆情应对合力;二是缺乏科学、合理的涉法网络舆情处理行为程序。社会民众向司法部门反映“民意”,但由于涉法网络舆情处置中司法部门的职能缺失,使得部分反映“民意”事件慢慢演变为多数网民关注的涉法网络舆情事件,并导致舆情不断扩大,使之演变成现实中的热点问题,“民意”变成了“民怨”,甚至是“民愤”。[10]

4、技术原因:实践中,司法部门人员应对网络舆情危机能力有两方面不足:一是司法部门迅速回应网络舆情的能力欠缺。因为网络具有即时性、广泛性和互动性的特点,社会焦点问题一旦被网络媒体揭露,就会形成社会舆论,这就要求司法部门能够及时作出回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疏导网络舆情。但目前我国部分司法部门通常要等到突发事件成为舆情热点后才做出回应。二是应对技术落后,方法单一,缺乏针对性、实效性。如在网络舆情信息的收集监控与分析研判过程中,司法部门只是运用人海战术进行机械地网络阅评,不会寻求新的科技方法来监控分析。另外,在涉及重大或敏感的突发性公共事件,涉及司法政策、司法形象等热点、焦点问题上,部分司法部门要么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要么进行“封、堵、删”等非常规方式,过分、突出强调使用行政管理、行政命令等行政手段的方法。[11]

    三、顺势而为: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勾勒

2013年,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同志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法队伍要着力提升“五个能力”,其中掌握新媒体时代社会沟通能力便是其中一种能力。面对汹涌来袭的涉法网络舆情,我们需要结合司法部门自身特点来制订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笔者认为,对于整个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的勾勒,必须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1、基础:实行网络舆情动态监控

1)外包舆情监控项目。对于网络舆情进行有效地实时监控是应对涉法网络舆情的前瞻性工作。面对浩瀚网络世界,加上WEB1.0升级为WEB2.0后,QQMSN、微博、微信等即时迅速工具的出现和3G手机等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运用人海战术进行每日网评,不仅与时代脱节,而且在效率上也无法真正实时建立网络舆情监控。2006年,人民网开始联合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开辟了非官方机构专业监测网络舆情的产业。目前,人民网、新华网、舆情早报网、凤凰网的专业网络舆情监控机构通过开发的舆情监测软件,设定司法部门的名称、司法部门人员姓名等关键词,对涉法网络舆情不仅可以做到精确锁定,而且网络舆情监控费用较低,一般舆情监控服务费用在每年1-3万元不等,从成本预算的角度,其成本投入远远低于人力网评。为此,将舆情监控外包给诸如人民网等专业网络舆情监控机构,不仅可以降低建立专门网评员队伍的人力资本,而且通过强大舆情搜索软件精确监控网络舆情,对涉法网络舆情做到先知先觉。

2)精确抽取舆情样本。对舆情监控系统筛选出来的涉法网络舆情信息,我们要进行二次筛选,即抽取同类舆情言论样本,为网络舆情研判提供原始素材。抽取同类舆情言论样本,我们要着重把握网络舆情样本五方面内容:一是把握涉法网络舆情样本的真实性,即所抽取的媒体评论样本和网络言论(主要指微博、微信言论)样本反映舆情事件真实情况的程度,在认定时着重考察媒体报道是否真实、是否带有主观臆断,司法机关是否对相应舆情进行调查和认定,新闻评论的观点是否建立在客观公正事实的基础上,网友言论是否尊重事实和历史,并以理性的态度来评价事态,发表观点和抒发情绪。二是把握涉法网络舆情的敏感性,即要求网络言论内容敏感,观点独特、深刻、倾向性鲜明,同时,具有极为强烈的向导意义。一般情况下,网络言论的敏感性越高,样本就越有分析价值。三是把握涉法网络舆情的关注度,即网民对该涉法事件的关注程度,可通过对网友发帖和方论的网页位置、点击率、支持度、反对数、回复数和转载引用数等考量。四是把握涉法网络舆情的时效性,即网络舆情分析样本发表和公开传播之间的时间差越短,舆情样本价值越大。五是涉法把握网络舆情的全面性,即要求网络舆情样本要达到一的绝对数量。[12]

2、抓手:实现精准网络舆情研判

网络舆情研判是涉及数学统计、语义推定及归纳总结等系统性地工程。一般来说,舆情分析研判包括样本统计、典型言论推定、网络舆情研判三个阶段。

1)舆情样本统计。实践中,舆情样本统计包括三方面:一是同主题事件媒体报道和网络文章趋势统计,主要是考量某一涉法热点的舆情走势;二是媒体和网络文章关键词与观点统计,用于考量社会舆情的真实构成比例;三是关键词分时段轨迹追踪统计,考量涉法舆情事件信息传播载体、信息发布人、舆论强度等舆情过程和轨迹的追踪,理情舆情发酵、发展、高涨和回落等重要节点。

2)典型言论推定。通过对舆情样本的统计,在列出舆情走势图的前提下,根据网络、媒体言论的权威性、真实性、倾向性,抽取出关键言论,对相关言论进行言词方面的推定,主要考量三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对言论用词、句式的反复推敲,考量言论的真实意图,读出言论的潜台词;二是通过对言论发表时间、空间和时机的分析,推断言论对舆情走势潜向性意图;三是通过分析言论发表载体,推断言论的真实立场。

3)网络舆情研判。在舆情样本统计和典型言论推定的基础上,进行网络舆情研判,得出涉法网络舆情分析报告,为制订科学网络发声策略提供夯实的基础。网络舆情研判主要分为三方面内容,即时空研判(对网络舆情是否发生在敏感时间和重要地点进行初步分析判断)、民间研判(对舆情事件的言论倾向性进行综合考察)、社会研判(将孤立事件置于社会系统和矛盾运动的结构中深入考察)。三方面研判内容是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对涉法网纯种舆情进行综合考量,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热度出现大幅度攀升,都要可能带动整个舆情压力的迅速上升。[13]

3、关键:制订科学网络发声策略

制订科学合理网络发声策略是整个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的关键所在。这一方面也是司法部门亟须改进的方面。笔者认为,制订科学合理的网络发声策略应从四方面入手:

1)分类锁定发声对象。实践表明,往往一起涉法网络舆情事件是由多个阶层的群体共同推动的。经笔者分析,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新闻媒体,他们基于新闻采稿需要或受不当利益驱驶将某个涉法事件进行放大报道,并通过传统媒体网络化的方式,将纸质媒体、电视媒体放置网络传播,具有一定权威性、导向性,目前主要媒体均开设自己的门户网站,形成了自由网络发声阵地;二是网络水军,即部分当事人为了争取舆论支持,通过网络中介雇用网络水军采取新闻跟帖、个人发帖、微博评论等方式引导舆论方向,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三是专家学者,部分专家学者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会知名度,或出于专业邀请,对涉法网络舆情事件进行主观评论,从而引导舆论导向,具有一定的逻辑性、权威性。四是普通网民,此类群体基本已看客心理,表达自己朴素感觉,但在表述中缺乏逻辑性,较为感性。司法部门应根据四类群体的特点,在制订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前,将舆情整体进行分类,为撰写全方位、科学、准确的发声通稿作准备。

2)建立多方位发声载体。受网络舆情互动性强等特点的影响,司法部门如果仅通过传统媒体发声,必然达不到理想的效果,甚至可能因传统媒体的自身缺陷,使司法部门发声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面对涉法网络舆情时,应注重开发多方位的发声阵地,主要建立四方面发声平台:一是官方自媒体发声。通过司法部门自身拥有的官方微博、微信、门户网站等即时发声向公众表明立场,通报事件真实情况,为在“黄金四小时”[14]内应对涉法网络舆情事件争取有利战略地位。二是借力媒体发声。通过向传统媒体提供新闻通稿,以新闻报道形式,还原事件真相、表明司法部门对事件的处置立场,是涉法网络舆情应对发场的重要阵地。三是通过专家发声。通过行业专家对事件进行权威评论,引导网民回归理性,有利于提升司法部门发声权威支持。四是网评队伍集体发声。通过自有的网评员队伍,通过发帖、评论等方式,引导网民听取中肯意见,引导网络舆论方向。

3)撰写精准发声通稿。针对涉法网络舆情集中于微博、微信、新闻评论等自媒体中,其具有文字短小、互动性强、传播速快等特点,这也使得在撰写发声通稿时,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谋篇布局,以赢得网民支持和理解。笔者认为,撰写精确的发声通稿应注意以下四方面问题:一是通稿应坚持文字简洁原则。WEB2.0时代是快餐式摄取信息的时代,针对涉法网络舆情带来的重多舆情言论,作为发声通稿若以官样文章出现,势必会适得其反,甚至引起网民反感。因此,通稿应把握简洁原则,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字数控制在140字以内。二是通稿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鉴于涉法网络舆情的时效性,在撰写通稿时应避免面面俱到,通稿内容应在涉法网络舆情分析的基础上,针对网民质疑的重要问题,进行全面回复。三是通稿用词应遵循坦诚原则。在在斟酌通稿用词时,应以坦诚态度,做到对敏感问题不回避、对事件当事人不护短、对网民质询逃避。

4)击碎舆情余音回声墙。涉法网络舆情在经过时间推移、司法部门自身的积极发声应对及事件处置的持续回复,将进入舆情回落期。在这个阶段,很多司法部门会主观认为舆情已经平息,不应再就该事件进行发声。但实践表明,舆情回落期、反馈期是少数当事人炒作网络言论造成二次舆情危机的最佳时机,如前所述的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捕事件,因官方在舆情回落期未持续对事件进行信息披露;以贺卫方、展江为代表的社会“公知”及部分网民对陈永洲致歉性的真实性、自愿性表示质疑,形成舆情余音回声墙,并引发“二次舆情”。因此,加强舆情回落的舆情监控,并对相应事件后续发展情况进行持续通报,将有利于进一步巩固舆情应对成果,击碎舆情余音造成的“回声墙”效应。

4、补强:突发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突发网络舆情是未经舆情发生、发酵、发展阶段,直接进入高涨期,备受网民和社会舆情关注,这是极为个别网络舆情,主要集中在如上海的法官集体嫖娼事件这样具有颠覆性、言论论据充分的司法事件中。面对此类涉法网络舆情,给司法部门的分析准备时间较短,要短时间消除舆情压力,必须做到即知即言即改。

1)制订突发舆情应对预案。一是实行全天候电脑舆情监控与人力网络阅评,对涉及突发舆情的关键词、关键言论进行全面扫描、掌控;二是成立以“一把手”为总指挥的舆情应对指挥组织,即时会商舆情,并撰写应对通稿对外发场;三是建立网评员队伍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引导舆论导向,通过分步发声,争取最广泛舆论统一战线。

2)实行“一把手”即时发声。实践证明,面对突发网络舆情,司法部门“一把手”第一时间发声往往能最大限度的争取舆论支持。因此,发生突发网络舆络的应对步骤:一是以“一把手”的名义在官方微博、门户网站发表对突发事件的态度和处置计划;二是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采访“一把手”的形式,向外表明司法部门处置突发事件态度;三是持续通过自有媒体、第三方媒体披露事件处置进程,“一把手”对相关事件处置进行全程表态,监督。

3)加强事后舆情追踪机制。在突发舆情高涨期过后,必须利用舆情监控系统对突发舆情进行持续追踪,掌握事态发展的有关信息,尤其要注意观察势态有无反复迹象;同时,着手追究有关组织和和人员相关责任,吸取经验和教训,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中国正处于互联网科技发展和社会转型矛盾交汇的重要历史时期,六亿网民每个人都有面向大众评论司法的麦克风。面对新时期、新情况、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作为处于司法改革的排头兵,司法部门应学会如何有效应对涉法网络舆情。鉴于网络舆情应对是一门新兴学问,对该问题研究深度较浅,本文仅从现有的涉法网络舆情事件中分析提炼经验教训,并对涉法网络舆情应对策略进行了简单的勾勒,这也仅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尝试;笔者更希望司法部门通过本文初浅的分析勾勒,对涉法网络舆情应对工作不仅在思想上重视、更要付诸于实际行动。



[1] 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载于《情报杂志》2009年第8期,第42页。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载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hlwtjbg/20140305_46240.htm,于201455日访问。

[3]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13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载www.yuqing.people.com.cn/n/2014/0318/c364391-24662668.html,于2014513日访问。

[4]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新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5] 4,第141页。

6 3

[7] 肖文涛、范达超:《网络舆情事件的引导策略探究》,载《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2期,第26页。

[8] 肖文涛:《治理群体性事件与加强基层政府应对能力建设》,载《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6期,第18页。

[9] 3

[10] 董德兵、蔡中华:《网络舆情掌控及妥处机制:概念界定、现实困境与路径突破》,载《新疆社科论坛》2011年第1期,第38页。

[11] 10,第38页。

[12] 4,第92页—第95页。

[13] 4,第145153页。

[14] “黄金4小时”指的的是新闻发布的及时性,官方要第一时间发声,要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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