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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法官释明权与当事人证明行为衡平之可能性
 
章 维 希
内容提要
释明权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制度中一项基本制度,提高诉讼效率、保障程序安定和确保司法公正是其价值的集中体现。目前因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法官行使释明权作出具体明确地规定,审判实践中法官就当事人的证明行为行使释明权,是一个经常会引起争议和困惑的问题。本文通过探寻法官对当事人证明行为行使释明权的路径,分析释明权在司法实务中碰到的诸如法官如何对当事人证明行为行使释明权,如何把握释明权行使“度”等系列疑难问题,探索法官释明权和当事人证明行为衡平之可能性,以期能对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全文约9700字(含注释)〕
 
关键词:释明权  证明行为  路径  合理限度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机制表现出由法院职权主导向当事人主导的变化趋势,以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为标志,在诉讼证明中采纳了辩论主义的基本原则,实现了法院和当事人间作用分担机制的转变,释明权开始进入了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之中。虽然《证据规定》第三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包含了释明权内容,释明权行使的效果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辩论主义的弊害,使有关当事人在遇到特定情形时获得司法上的必要救济,让诉讼双方力量在实体上更趋于对等,从而实现诉讼效益的最大化,但由于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并未对法官行使释明权作出具体明确地规定,审判实践中法官就当事人的证明
行为行使释明权,是一个经常会引起争议和困惑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释明权的内涵和功能价值分析,我国当事人证明行为和相关责任之现状描述,剖析了我国法官行使释明权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探寻法官释明权行使路径,尝试分析释明权在司法实践中碰到的诸如法官如何行使释明权,如何把握释明权行使“度”等一系列疑难问题,探索法官释明权和当事人证明行为衡平之可能性,以期能对我国法官释明权制度的完善提供参考。
一、释明权的基本内涵
(一)释明权的定义
释明权,又称阐明权,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制度中的概念,19世纪的德国民诉讼法最早对释明权作出规定,我国民事立法中一直未引用释明权这一概念。释明权行使的目的是为引导诉讼的有序进行,实现诉讼效率与公正的司法目的。有学者认为释明权应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声明和意思陈述不清楚、不充分时,或提出了不当的声明或陈述时,或所取证据不够充分却以为证据已足够时,法官以发问和晓谕的方式提醒和启发当事人把不明确的予以澄清,把不充分的予以补充,或把不当的予以排除,或者让其提出新的诉讼资料,以证明案件事实的权能。[1]也有学者认为阐明是指在诉讼系属前或诉讼中,法院以适当方式告知有权启动诉讼程序的当事人或者诉讼当事人,进行适当的声明或者在其声明不明确、不完整、不适当时告知其为适当声明;阐明权即为法院进行上述诉讼行为的职权。[2]本文认为释明权是民事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的一种诉讼行为。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基于法律正当程序和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理念,在当事人的主张、请求或陈述的意思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的情况下,为了防止对诉讼公正性造成损害,由法官向当事人进行适当发问、提醒、告知其作出释明或者予以明了、补充、修正的一种职权和职责。对于释明权的内容,仅指一般范围而论应包括下列方面:(1)当事人的的声明有不明确的,应予释明。(2)对当事人的不当声明,应通过释明加以消除。(3)诉讼资料不充分时,可以通过释明令其补充。(4)通过释明使当事人提出新的诉讼资料。[3]
(二)释明权的功能与价值
释明权行使的价值目的是能够使有关一方当事人在遇有特定情形时获得司法上的必要救济,引领诉讼沿着使得那些本应胜诉的人最终获得胜诉的结局,不因当事人本人并不懂得获得胜诉的要领而丧失本应属于他的权益,也“不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因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4]否则这种审判结果自然与国家设立民事诉讼的目的相违背,因而也是对公正、公平之审判目标的讽刺。而在我国民事诉讼的法律实践中,追求实质正义一直是我国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选择。释明权制度正好符合这样的民事诉讼价值取向。它有利于实现程序公正,从而使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基本平等,诉讼权利都能平等地得到保护。
而法官释明权在本质上也能反映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信息的纵向交流,这种交流,既使当事人受益,也可因法官的心证趋于公开化而获得社会的正面评价,还能通过个案体现出的法律评价过程被社会公众了解,提高整体诉讼水平,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拖延现象,从而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促进诉讼效率。
二、目前我国当事人的证明行为及相关责任之现状
当事人的主张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与认可,取决于当事人的证明。证明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它“贯穿于诉讼的每一阶段,是民事诉讼的核心过程,”[5]“是指司法机关或当事人依法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的诉讼活动。……在民事诉讼中,证明是指当事人、第三人和代理人提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或反驳他人的主张以及法院运用证据确认争议事实所进行的活动。”[6]也有人认为,证明“在近现代的诉讼制度中,指证明主体在证明责任的作用和支配下,运用证据这个证明方法求证或探知证明客体的抽象思维活动和具体诉讼行为,简单地说,证明就是认知案件事实的理念运动和具体过程的统一。”[7]对此,本文认为当事人的证明行为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诉讼行为,是民事诉讼主体的一项重要的活动。而当事人对事实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诉讼行为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当事人的证明行为能力或说是举证能力。举证能力,是指基于各种因素从而使当事人之间在履行举证责任的行为能力上所产生的差别状态。目前我国当事人的文化程度差异较大,也导致了证明行为能力的不平衡,经常会出现一方当事人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法律知识,或者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而另一方当事人却是文盲、半文盲,或缺乏诉讼经验,也没有经济实力聘请律师的情况,对于后者而言,他们往往不能充分地阐述自己的主张,也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有效地反驳对方的请求,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诉讼地位。面对此种情况,法官行使释明权,启发、提醒当事人明确自己的主张、请求,提供补充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把不适当的主张、请求予以排除、更正,从而使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基本平等,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都能平等地得到保护。
当然,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了自己的诉讼请求就必然涉及承担相应的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可谓整个诉讼证明体系的中心环节。在诉讼证明的各个构成环节中,证明责任是衔接各个环节的桥梁和纽带,它不仅直接决定证明的主体,而且通过行为责任与证明客体相联(证明客体是证明主体履行证明责任的对象),通过结果责任与证明标准相联(证明标准是证明主体履行证明责任所应达到的目标,证明主体是否承担结果责任取决于其证明是否达到法定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若干规定》对于我国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若干规定》第2条对举证责任的含义重新作出了界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该含义包括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双重含义),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是指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所负担的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是指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状态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所应承担的不利后果。行为意义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的举证责任共同组成举证责任,弥补了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谁主张、谁举证”的不足,也是正确适用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前提。《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五条、第六条构成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除第二条第一款完善了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外,在第五条、第六条对合同纠纷案件和劳动争议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给予了细化。加之第四条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设置,第七条特殊情况下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从而形成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分配的立体体系。
三、我国法官释明权行使存在的问题与原因分析
(一)我国法官释明权行使存在的问题
1、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存在着错误认识。有些法官认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走向是当事人主义,法官应做到绝对的中立、消极,故怠于行使释明权,在各个诉讼环节上都过于消极被动,甚至对当事人的陈述、主张、举证出现不当,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规定不了解时,也不给当事人解释说明和提示指导,致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积极有效的保护,由此增加了讼累。
2、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着只注重形式、不注重效果的倾向。只重视书面释明而不注重口头释明,重视用法言法语释明而不注重用口语释明,对当事人不进行耐心的口头解释与说明,而一些当事人因自身文化素质、法律水平的限制,常常不能充分理解书面释明的内容。特别是对当事人如何举证缺乏进一步的解释和指导,造成一部分当事人在举证时,仍不能按举证期限提交证据、申请鉴定等,导致案件因此而败诉。
3、在释明权行使时,违反居中裁判的规定,超出了释明权的范围。有些审判人员借行使释明权左右当事人的主张,严重干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处分权的行使。在对当事人进行诉讼指导或提示时,对当事人作出诱导性的启发,明显地违背了中立性原则,超出了释明权的必要限度。
4、重视庭前释明而不注重庭审中及庭审后释明。审判人员往往只重视庭审前的释明,不注重庭审中及庭审后的释明,如在庭审中引导当事人如何围绕庭审焦点进行举证、质证、辩论,以及在庭审结束后向当事人说明如何进行上诉或申请执行等。
(二)原因分析
1、对诉讼体制存在着在理论上认识上的误区。将法院或法官在诉讼中职权的强弱与诉讼体制的性质简单地混同在一起,认为法院或法官诉讼职权越强,诉讼体制的职权主义色彩就越明显,反之,诉讼体制的当事人主义特征就越突出。这样一来,民事诉讼体制改革的过程就变相地成为不断削弱法院或法官诉讼职权的过程,这显然是对法院或法官的诉讼职权与诉讼体制基本关系的错误认识。[8]
2、法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释明权制度对法官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有着更高的要求,但目前中国法官整体素质不尽人意,实践操作中对释明权的行使难以统一和规范,如果法官不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行、广博的学识和精湛的诉讼指挥艺术,那么,任何强化法官诉讼职权的举措都可能导致不公正的裁判结果。
3、法律对法官释明的范围和内容等未作具体规定。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法律或法规对法官释明权的概念、行使的范围﹑限度和方法等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导致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对释明权的行使难以把握。加上民事诉讼理论界关于释明权的研究也很少,大都还停留在介绍外国的一些做法上,审判实务界也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实际操作时很不规范。
4、中国传统的诉讼理念的延伸影响。我国传统民事诉讼体制以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本特征,职权主义模式的基本结构是法院(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起着主导的地位。司法实践中一些法官在庭审中仍对案件事实的探知采取的是职权主义的探知方式。在他们的头脑中,由于当事人受利益的制约,往往忽视事实的客观性,他们不可能将案件的真实情况展开在法官面前,存在着对当事人询问动机的不信任和对当事人询问反而使案件变得更加复杂化的认识。
5、外部司法环境不尽如意。当事人聘请律师的经济能力差别很大,许多当事人不愿请律师代理诉讼或没有经济请律师;法律援助制度尚不完善;当事人的文化水平和诉讼水平参差不齐,依靠政府和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思维根深蒂固,缺乏举证的风险意识,再加上法律知识匮乏,他们无法自觉地按照规定的要求举证。
四、探寻法官对当事人证明行为行使释明权的路径
(一)法官释明权行使的前提
释明权是弥补辩论主义过分关注程序而忽视实体缺陷的一个有效手段。但它必须以不违反程序正义的精神为前提的。法官正确履行释明义务,对于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确保双方当事人诉讼中的平等地位,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如果不适当地释明,就会招致一方当事人的不满,可能使其对法官个人的职业品质产生不信任,并对法官的中立性和审判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针对法官行使释明权存在的问题,我们应以遵循相关的原则和合理限度为前提。
1、释明权行使原则
(1)尊重私权自治原则。民事活动强调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既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又要利用法院的职权抑制当事人的权利不被滥用。因此,在诉讼中,法官行使释明权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绝不能因法官的误导,破坏私权的正确行使。[9]  
(2)、确保中立性,程序公开原则。法官应平等的向双方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并听取各方的补充意见,如果根据需要向一方行使释明权,那么应向其对方当事人告之,以便于其及时调整防御手段,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对抗力量。既要保证实质公正,又要保证程序公正。[10]
2、释明权行使的合理限度
对于法官行使释明权究竟应该控制在何种合理限度,目前对法官来说是一个难题。事实上,作为审判职能上的释明权“虽然是辩论主义的补充,然而因其处理不同,会产生相当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法院行使到何种程度或是否必须要行使,其界限的划定相当困难。”[11]有学者提出判断释明权行使限度的合理范围的一般规则与特别规则,一般规则确立了两项衡量标准,一是因释明权的行使是否会使原判决发生重要变更乃至改变双方当事人的胜败关系。也就是说如果因为未能行使释明权会使该败诉的没有败诉,该胜诉的没有胜诉,则应认定违反释明义务。二是法院的释明是否在当事人的真意或合理的期待范围内,法院的释明不能代替当事人的陈述。特别规则是指如果法官不行使释明权,当事人因难以预测法官的判断导致参加诉讼的机会未能得到富有实质意义的保障。比如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不足以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时法官应行使释明权,促使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没有法官的释明,当事人很难判断他所提出的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其主张。[12]也有学者认为释明权应否行使难以用所谓一般规则来衡量,而应着眼于具体的诉讼状态,在不行使释明权将导致不合理的诉讼结果,而且未能妥当地提出主张和申请的当事人主张不行使释明权违法并不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情形下,应肯定法院违反释明义务。[13]因此,法官行使释明权时,必须掌握一个度,确保中立者的地位,从而平等地保护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维护司法公正。
(二)法官行使释明权的路径及相关疑难问题分析
释明权的行使的对象既涉及事实问题(包括用以证明事实的有关证据),又不可避免地涉及法律问题。但落实到司法实践中就必须探寻有效的路径指引。路径具体而言:
1、是对当事人诉讼请求方面的释明。在遇有原告诉讼请求不明确、不充分、不适当或相矛盾以及诉讼标的(请求权基础法律关系)不明确等情形时,法官应当依法行使释明权,探寻明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指导当事人予以修正、补充或更改。
2、是对当事人证明方面的释明。依据《证据规定》的有关规定,法官在指导举证、证明责任分担、证据交换、质证、妨碍举证推定、拟制自认等各个环节中均负有释明责任。
3、是法律方面的释明。《证据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效力与法院查明不符合时,法官就应行使释明权。
诉讼中,因为实行证据裁判主义,凡当事人提出诉讼请求,必须就这种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凡未能提供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其诉讼请求将不能得到裁判上的支持。即使朴素的正义在当事人一方,但是如果这一方提供不了证据,法官也只能判它败诉。因此,法官应保障当事人举证能力和举证意识处于公平状态,法官应告知当事人举证的要求,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合理、完全、正确的举证,使得当事人获得平等的举证机会。在实务上,凡因当事人的证明行为所引发的法官行使释明权主要表现在如下情形:
一是因当事人在举证上的欠缺而行使释明权
实例分析:王某与窦某签订购房协议,约定将窦某的房屋以20万
元卖给王某。王某按约付清了房款。窦某曾在某铁路局直属机关工作,该房是铁路局以福利房价卖给个人的,铁路局房产局以铁路直属机关的房屋上市交易必须通过原单位同意,而该铁路局不同意窦某对外交易为由,不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王某遂以窦某为被告诉至法院,要求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14]。本案案情简单,原告只有一个诉讼请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但是,如果径行判决王某胜诉,而后房屋买受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份判决书可能无法执行,因为被执行人是窦某,而不是房产局。房屋买受人无法取得房产证,房屋所有权没发生转移,纠纷仍未得到解决。本案中原告请求判令被告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而这一主张属于事实上不能履行。在这种情况下,有观点认为对当事人已提交了某类证据,但因种种原因未提出相应诉讼请求,此时,法院可通过询问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引导当事人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诉讼请求,但询问的范围应局限于已有证据可证明的范围。法官应对原告行使释明权,向原告公开自己的法律见解,询问和指示原告变更诉讼主体、修正诉讼请求。也有观点认为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属于诉讼资料,不能据此诉讼资料而推演出当事人有何诉讼请求,只有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存在并不明了或者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才有法院依职权进行阐明的必要。如果当事人虽已提出诉讼请求,但与有关证据材料无关,这不能由法院循此证据而促使当事人提出与此相关的诉讼请求。因为,是否提出诉讼请求以及提出何种诉讼请求是由当事人的私权利益和自由意志所决定的,如果法院仅从与有关证据相关联为理由进而促使当事人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显属过度干预,必将招致对方当事人的不满与抗争。本文倾向于前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忽略、误解或确不掌握诉讼旨意而致使其未提出证据的情形,才有必要对其行使阐明权。通过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促使当事人更正不当的诉讼请求,虽然在程序进行上会给法官带来一些额外的耗费,但从纠纷的一次性解决来看,却能够提高诉讼效率,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二是因当事人对举证责任不明确或者产生误解而行使释明权
实例分析:2004年10月21日,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审结一起普通的赡养纠纷案,但原告于甲却因拒绝提供亲子鉴定标本,而被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赡养诉讼请求。[15]原告于甲诉称,我与被告于乙系父子关系,由于我目前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现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于乙承担赡养义务,依法责令其给付我生活费、医疗费、护理费等。被告于乙则辩称,我与原告于甲不存在父子关系,我并非于甲亲生,而是我母亲与林某所生。我未与于甲共同生活,其也未对我尽过抚养义务。故请求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于甲的诉讼请求。为进一步证明自己主张的事实,于乙向法院申请要求对其与于甲之间是否存在亲子关系进行鉴定。法庭将于乙的申请告知于甲,要求其必须作出是否同意的表示时,于甲不作出任何表示。经法官向其说明如不作出明确表示,则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后,于甲仍不作出肯定或否定表示。海安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申请亲子鉴定时,作为应承担父子关系存在的证明责任的原告却又不予配合;故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应由原告于甲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而,法院对原告于甲要求被告于乙赡养的请求难以支持,遂作出了前述判决。
对本案例有观点认为,当双方当事人对举证责任的实际负担存有争议或发生误解的情况下,法院对此应行使释明职责。对于特定专门事项进行鉴定或对某一标的物的价格存有争议时,本应属于当事人申请专项调查的范畴,如果从举证责任的角度对由何方当事人提出此类申请发生争议时,自应由法院对此加以释明并作出判定。本文同意上述观点,认为一般情况下,在对方当事人不主张该证据的持有人持有该证据的情况下,不存在法律干预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方当事人证明或者法院根据相关证据或经验法则发现该证据掌握在其手里,在法院要求其提供并进行释明的情况下,持有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提供的,就可以推定该证据所能证明的待证事实不利于持有者一方。
三是因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而行使释明权
实例分析:因为被告乙未按照合同A条款的约定履合同义务,原告甲认为被告乙构成根本性违约,因而起诉被告乙,要求按照合同A条款的规定解除合同。被告乙认为原告甲对合同A条款的理解有误,其虽有违约行为,但合同A条款约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尚未成就,因而要求继续履行合同。法院经过开庭审理认为原告甲对合同A条款的理解确实不符合合同原意,依此理由主张解除合同不能成立,但法院在审查合同其他条款时发现被告乙的违约行为同时违反了合同B条款的约定,按照B条款的规定,原告甲具备要求解除合同的要件。如果根据A条款,法院应当驳回原告甲的请求;如果根据B 条款,法院应当判决解除合同。[16]对于本案例法官应否行使释明权,有观点认为,依据辩论主义的原则,法院应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内,根据原告的主张及其提供的证据进行审查判断,被告乙虽有违约行为但尚未达到依据A条款解除合同的程度,原告未以B条款主张权利,因此B条款不属于法院裁判考虑的范围,败诉责任应由原告自负, 如果仅因为其中一方当事人在举证能力上的欠缺而对其进行协助,这种主动、积极的行为本身就会冲破法院中立的底线。也有观点认为, 由于法官对当事人的攻击防御方法的提示,导致了法官对一方当事人的实际支持,表面上看这似乎与“平等武装”的理念是相违背的,但如果仅仅因原告甲的攻击防御方法不当而直接驳回了原告甲的诉讼请求,恐有违实体公正,法院应在查明案件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法官可以向双方当事人行使释明权,如果甲接受释明并更改了诉讼理由,法院就应当支持甲的诉讼请求。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具有高度专业性,由法院对当事人举证进行指导,实质上含有辅助、策引当事人举证之意,如操作不当,便有挑战法院中立立场之嫌。但只是因为当事人不懂法律、不会选择对自己更加有利的事实或理由这种诉讼技术的欠缺而败诉,是不符合权利保护的宗旨的。“法律的终极原因是社会的福利。未达到其目标的规则不可能永久性地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就如同一个人不可能从他的房间和生活中排除至关重要的空气一样,伦理因素也不再能从司法(正义)活动中被排除出去,而正义是一切民事法律的目标和目的。”[17]


[1] 参见杨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之研究》,三民书局1984年版。转引自蔡虹:《释明权:基础透视与制度构建》,《法学评论》2005年第1期。
[2] 张力著:《阐明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版,第124页。
[3]张卫平:《诉讼架构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
[4]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落实三项承诺实施意见》。
[5]吴宏耀,魏晓娜著:《诉讼证明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版,第3页。
[6]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法律辞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9页。
[7]何家弘主编:《新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63页。
[8] 黄松有:《诉讼指挥权:正当性基础与制度建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9] 曹志才:《论民商事案件中法官释明权的正当使用》,载《中国律师和法学家》2006年第二卷第2 期(总第9 期) 。
[10] 蔡虹:《释明权,基础透视与制度构建》,《法学评论》2005年第1期。
[11] [日]中村英郎著:《新民事诉讼法讲义》,陈刚、林剑铎、郭美松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12] 参见骆永家等:《阐明权》,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研究基金会编:《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173一174页。
[13]参见熊跃敏:《民事诉讼中法院的释明:法理、规则与判例—以日本民事诉讼为中心的考察》,载江伟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3页。
[14]王文利、王书林:《诉讼请求权的竞合》,载《人民法院报》2004 年12年 15日。
[15]钱军、王永兰:《拒绝提供亲子鉴定标本被判败诉》,载《东方法眼》2004-10-22,http://www.dffy.com。
[16]俞惠斌:《徘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对释明权行使路径的思考》,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总第56期)。
[17] [美]本杰明·卡多佐著:《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9-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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