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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繁简分流”对合议制的促进——以基层法院民商审判合议庭的运行为视角
 
阮 志 强
 
 
[内容提要] 公正与效率的平衡是程序设计的古老话题,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基层法院通过“繁简分流”的方式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加快了司法运行的节奏,将大部分案件在简易程序中予以审结。相对而言,对于经过分流进入普通程序,由合议庭进行审理的疑难复杂案件,则在数量上大大减少,这就为合议庭负责制真正落到实处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审判管理改革中,合议庭负责制无疑是一项保障诉讼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举措。本文试从基层法院民商审判程序改革的实证出发,就“繁简分流”对合议庭负责制的促进作用,作一简要探讨。(全文共8 208字)
[关键字] 繁简分流  合议庭  促进  负责 
 
一. 序言
“繁简分流”是指对简单案件由独任法官进行快速审理,对疑难复杂案件则组成合议庭进行慎重审理,其目的在于以合乎理性的规范使案件各入其道,使普通程序的正当化在司法资源与司法需求的剧烈冲突中获得现实可能性。
合议制是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时采用的审判制度,是一种实行多人参与、共同裁判的集体决策机制,[1]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审判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合议制原则在审判组织上具体表现为合议庭,它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审判形式。[2]2002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并自2002年8月17日起实施。该规定虽然对合议庭的工作程序进行了进一步地规范,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却收效甚微。如何使合议庭真正负起责来,是当前急需解决的一个难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合议庭审判职责,逐步实现合议庭负责制。《司法独立世界宣言》规定:“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法官应与司法界的同事和上级保持独立。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受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可见,合议庭负责制是法治国家司法制度的核心原则,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奋斗目标。
二. 合议庭负责制运行的本质要求
(一)发挥集体智慧,客观认定事实
正确裁判是司法公正最本质的要求,其以使法律事实最大限度地接近客观事实为基础,法律事实越接近客观事实,裁判的公正性也就越高。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告诉我们,“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无法恢复其原始状态。”[3]每一个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逻辑思维过程中,均包含了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成分。由于客观事实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逻辑性,所以在合议庭进行评议时,案件事实中所包含的客观成分会相互重叠和补充,主观成分则相互“碰撞”和抵消,使得对事实的认定更趋于客观化。所以,发挥集体才智,最大限度的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是合议庭运行的本质要求之一。
(二)把握法律精神,统一适用法律
法官的法学理论素养、业务水平、思想品德、理解能力等各方面存在的差异,决定了法官在理解和适用法律时具有个人意志性。合议庭运行的本质之二,就是把握法律精神,统一适用法律。凯尔瑞斯认为“先例原则在具体案件中既没有导向作用,司法判决最终仍然是基于法官的价值取向而作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因法官不同而不同,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4]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指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在于经验而从来不是逻辑”。[5]可见,法官理解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过程中,由于其个人意志的存在,使得裁判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遇到如何适用法律、适用哪些法律的问题时,通过合议庭成员共同参加评议,集思广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或限制这种理解和适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使裁判尽可能地体现法律的精神,统一适用的尺度。
(三)互相进行制约,防止滥用权利
孟德期鸠说:“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6]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可能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不当行使审判权,甚至滥用审判权。合议庭运行的本质之三,就是对法官因非正常因素产生的故意偏差起到预防与矫正作用。在合议过程中,通过每个合议庭成员各自发表意见和看法,共同评议案件,可以形成相对有效的监督和制约,避免和减少错误裁判或枉法裁判结果的发生。
三. 合议庭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及成因
合议制度“具有多人参与、平等参与、共同决策和独立审判四大特征”,[7] 实践中出现的缺陷和弊端,主要表现在对这四个特征的否定上。
(一)合议形式化
“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甚至“不合议”,是合议庭形式化的突出表现。在庭审中,庭审活动主要由承办人主持完成,其他成员在庭审中思想开小差,有的甚至开了一会儿庭就溜走,结果造成名义上是合议庭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由承办人或主审人一人审理。评议案件往往是承办人的意见起主要作用,其他成员在多数情况下,没有进行实质性合议,只是原则上表个态或在合议笔录上签个名;个别的主审法官甚至先做出裁判,然后再向其他合议庭成员分别通气。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
1. 合议庭成员内部责任承担不合理,影响了成员积极性的发挥和主动性的增强。法官们虽然在案件指标考核和差错案追究制的压力下人人自危,但是合议庭裁判案件基本上由承办人承担主要责任,所以,合议庭其他组成人员更多的是在考虑自己承办的案件。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放下自己的任务,去认真地考虑别人承办的案件实属勉强。
2.合议庭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依赖心理造成的影响。合议庭审理案件有承办人具体负责,大家尽可互相信任,难得糊涂。
(二)权力受限化
长期行政式的运行模式导致在同一法院内部形成不同等级的机构和人员组成的由低到高的阶梯型权力结构体系,包括承办法官、合议庭、业务庭庭长、分管副院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六个由低到高的权力层面。其中合议庭处于较低的权力层面,其审判行为只有在承受或者能够承受来源于法院内部较高的权力方面的层层检验后才产生最终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案件的最终裁决者不是合议庭,而是庭长、分管副院长、院长和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始终不具备充分的独立裁决功能。[8]
(三)难题上交化
在审判案件中遇到难题,法官不是通过钻研法律、学习相关知识和研究案例等方法去解决问题,而是“勤请示,勤汇报”,把难题留给领导。现实中,许多案件只要合议庭成员意见不一致就提交审委会讨论,加之错案追究制的实行,合议庭成员怕承担责任而故意将不具备提交条件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使审委会成了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这种做法无疑影响了合议庭功能的发挥,也制约了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
四. 美国和德国职业合议庭的启示
职业合议庭是指全部由受过专门法律训练的法官所组成的合议庭,它在各国的程序法中体现得非常充分,主要特点有:
(一)产生法官的程序非常严格
美国的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进入法学院,至少应获得一个本科学士的学位(专业不限),然后通过极其严格的法学院入学考试,在法学院攻读三年。在从事法官职业之前,必须从事律师或检察官或教学工作若干年以上,而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所以,美国法官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上,联邦法院的法官是终身制的,一旦被任命,可以一直工作到退休(退休年龄65岁),当然也可以选择留任,身体允许的话可以干到80岁。[9]“偏爱成年法官是美国的传统,也体现了美国人的司法理念。做一名合格的法官,不仅需要系统的法律知识,而且需要丰富的诉讼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另外,丰富的人生经验和阅历也是公正恰当地行使司法权力的重要保障,成熟的人才能做出‘成熟’的判决,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往往难以当此重任。”[10]
在德国,要想成为法官必须参加两次国家考试。德国的大学法律系是专门培养法律人才的地方,法律系学生在完成了5年大学课程之后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通过后进入被称为“预备服务”的历时两年半的培训阶段。在完成预备服务之后,学员可以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主要目的是注重考生如何把理论应用到实际中去。学员一旦通过第二次国家考试,就拥有法官资格,可以申请法官职位。德国法官在经过三至五年的试用期后成为职业国家雇员,享受终身任职。[11]
(二)职业合议庭依法、民主、独立审判
职业合议庭对案件审理应该遵循依法、民主、独立的原则,对案件的事实认定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以及判决的形成等不能违反实体法;案件审理的一系列程序必须是正当的,不能违反程序法。“人们判断审判结果的正当性一般只能从制度上正当程序方面得到了公众的信赖,自己的决定也就获得了极大的权威。”[12]
在美国,合议庭中资历最老的法官对案件的工作作一定的分工,在审理之后,对案件进行民主合议,通过讨论力图作出合一判决。在德国,合议庭的民主与独立也是受保障的,即使是年轻的法官,都是充满自信的,并且只在业务范围内承认权威。[13]法院院长是所有在该法院工作的法官的领导,并对他们进行职务监督。但在法庭审判上他却没有什么特权。作为院长他有管理者的地位,他同时是民事或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并且是其中的一名法官,与其他法官拥有相同的表决权。如果一个审判庭有3名成员其中包括院长,则另外两名法官可以否决院长的意见。院长不能干涉其他审判庭的判决,他必须接受该判决并且不得对其进行指责。法官的独立性不仅涉及到最终的判决结果,而且涉及到诉讼程序的进行。因此不允许硬性地要求法官必须传讯多少证人或哪些证人,如何确定审判日期以及如何把握诉讼程序。诉讼程序该如何进行,都规定在诉讼法中了,法官是否遵守这些规定,则由上诉法院进行审查。[14]
五. “繁简分流”中合议庭的运行情况
(一)运行分工
我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共有审判人员8名,其中庭长1名、副庭长2名、审判长2名、审判员3名。在2005年,我们成立了初步审理组和集中审理组,其中由庭长、副庭长3人组成集中审理组,其余5人组成初步审理组,进行“繁简分流”,各负其责。从2006年开始,我们又尝试稳定两个组的审判人员,使合议庭组成人员相对固定,促使“繁简分流”的改革进一步深化,促进合议庭负责制的进一步实现。
在具体运行中,初步审理组的功能是审判简单案件和为疑难案件的集中审理作审前准备,集中审理组的功能是组成合议庭审判初步审理组移交的疑难复杂案件。对此,我们一方面充分发挥审前程序的功能,将审前准备与初步审理有机融合,使大部分案件通过简易程序得以结案;另一方面,少数疑难复杂案件经分流进入普通程序,由集中审理组人员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以达到提高审判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公正司法裁判的目的。
(二)运行流程
1.送达人员电话通知原告和被告领取相关法律手续,有调解意向的即时安排调解。
2. 如被告无法联系或不愿意到法院,用邮寄送达或直接送达。
3. 初步审理组承办法官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庭前调解和初步审理。
4. 能够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的当即结案。
对案件事实和证据无异议或争议不大又不能达成合意的,迳行裁判。
对案件事实和证据争议很大的,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证据和有争议的事实、证据分类统计并记录在卷,经当事人确认后,确定双方的争议焦点。在此过程中,初步审理组承办法官不发表对证据和事实的认定意见。
5. 承办法官行使释明权,向当事人明确解释其应当负有的义务和所享有的权利,以及其在不积极履行义务或享受权利时所承担的不利后果,就当事人应当补充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参考意见。
6. 经庭长批准后将案卷移送集中审理组审理。
7. 集中审理组的法官组成合议庭并向当事人发出相关通知。
8. 合议庭组成人员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能够和解或达成调解协议的当即结案。
9. 初步审理和证据交换中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与证据,评议后直接予以认定。
10. 开庭审理时仅围绕已整理的争议焦点展开举证、质证和辩论。
11. 庭审结束后,合议庭成员分别撰写审理报告,于5日内进行评议并及时判决(双方同意调解的除外)。
(三) 2006年运行数据分析
1.收案情况
案  由
借款
买卖
承揽
租赁
建设工程
股东权
电信
其他
收案数
(1134)
576
367
106
40
16
24
13
52
比  例
46%
32%
9.3%
3.5%
1.4%
2.1%
1.1%
4.6%
从上表可以看出,借款、买卖、承揽和电信等四类合同纠纷占了收案数1134件的88.4%,这四类案件对事实一般没有争议或者争议不大,经过初步审理以后,基本上可以结案,无须组成合议庭进行集中审理。
2.结案情况
收案数
结案数
简易程序
普通程序
初步审理组结案
合议庭结案
未结案
1134
1050
852
198
961
(含公告109件)
89
84
从上表可以看出,初步审理组审结的案件占了总结案数1050件的91.5%,分流了大部分的简单案件,这样可以让有限的审判资源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专门致力于疑难案件的审理与裁判上,为合议庭负责制的进一步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结案方式和审限情况
 
判决
调解
撤诉
移送
 
平均审限
发回重审
改判
继续审理
初步审理组
469
284
204
4
 
43天
0
0
1
合议庭
53
14
22
0
 
142天
0
1
0
合计
522
298
226
4
 
 
0
1
1
总数
1050
 
 
2
从上表来看,无论是初步审理组还是合议庭审理的案件,平均审限均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内;整体改判和发回率仅为结案总数的1.9‰,基本上实现了提高效率和质量的目标。
六. 实现合议庭负责制的相关制度改革
(一)初步审理组和集中审理组不交叉审理案件
在案件实行分流的同时,对法官也进行分流固定。初步审理组法官不参加合议庭审理,集中审理组法官通过组成合议庭参加合议行使审判权,不再存在把独任审理的理念混合到合议庭之中的情况,从而使合议庭法官能够集中精力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评议。在这种分流制度下,合议庭法官将不再会主动或被动地放弃其享有的唯一的权力——合议权,“形合实独”的问题将会得以解决。
(二)取消承办人制度,实行合议庭成员平等、共同负责
合议庭成员的平等性,是保障合议庭负责制成功实施的核心因素。“合议庭各个成员彼此之间是独立的,不论级别、地位如何,各成员均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人格,能在理性的指导下独立作出判断和决定,或独立选择自己认可的意见和主张。”[15]
合议庭成员的平等,主要表现在参加合议时权力的平等上。法律既然明确规定了合议庭成员享有平等裁判权,那么实现合议庭成员在审理和评议案件时的平等权利,无非是还本清源。取消承办人制度,可以使合议庭成员真正平等地参与评议,形成共同决策的机制,共同对案件的审理过程和裁判结果负责。
(三)加强合议庭的职权,确保依法独立审判
“强化合议庭的职能也是审与判的内在关联性所决定的。审理权与裁判权应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只审不判或只判不审都不符合审判工作的内在规律。要实现审理权与裁判权的统一,必须强化合议庭的职能。”[16]
建立合议庭负责制,就是要充分尊重合议庭的合议结论,院、庭长参加庭务会、审判长会议讨论案件,可以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予以监督和指导,统一裁判尺度,但不能直接改变合议庭的意见;院长、庭长直接行使审判权,应当通过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方式。[17]合议庭是当然的审判者,其审判权不能剥夺、让于和放弃,加强合议庭的职权,可以对案件的工作作一定的分工,在审理之后,必须对案件进行民主评议。在合议庭外部,其他任何主体都不能违法介入审判程序,干预其审理活动。
(四)案件指标管理制度
规定每个法官的办案数、结案率等指标,是基层法院的常见做法,但案件本身简单和复杂的程度各不相同,所以案件数量的多少并不能确切地反映一名法官的工作量,更不能代表法官的业务水平。如片面强调案件数量,则无异于鼓励法官审理简单案件,不利于高素质职业法官群体的形成。鉴于集中审理组审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疑难案件,所以对集中审理组的法官不再规定具体的办案数量。但是,合议庭工作实绩的考核及追究责任针对合议庭的全部组成人员进行,平等权利必然导致平等的责任。
(五)差错案追究制度
以上级法院的发回重审和改判为主要依据,追究案件承办人的责任,是为差错案追究。差错案追究制度的设计是基于一个理想化的前提:即一个案件只能有一个正确的裁判结论,凡与之不同的裁判都是错误的。其实,两审终审制的目的是通过上诉制度加强监督,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正,而不是说裁判的正确结论是唯一的、绝对的。一位大法官曾经说过:“我们能够作出最终判决并非因为我们判决正确,相反,我们之所以判决正确,是因为我们享有终审权。”[18]司法权是一种判断权,法官也不是一台适用法律的机器,在有限的时空内,法官只能尽量使法律真实接近于客观真实,并不能保证两者的完全一致,这是司法不可避免的缺陷。以上级法院的裁判结果作为依据来界定其一审判决的正确性,显然违反了程序正义和行为正当性原理的要求。但这并不是说,法官可以免受一切责任追究,没有适当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机制,审判法治和审判纪律就无以强化。所以,在实践中必须坚决执行《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对利用审判职权违法违纪的行为严肃查处。
七.“繁简分流”对合议庭负责制的促进作用
(一)促进了法官精英化
法官的整体素质问题是强化合议庭职能的最大制约因素,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解决任务与力量矛盾的出路,主要在于提高法官队伍的整体素质,走精英之路。在“繁简分流”运行中,合议庭组成人员均是具有较高素质的优秀法官,把他们置于审判的主要岗位上,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审判技能,为实现法官精英化目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审判责任的加重更激发了法官自身对职业素质的追求,这既为树立法官的审判权威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也对司法裁判社会公信力的提高大有裨益。
(二)促进了案件精品化
在“繁简分流”运行中,我们对疑难复杂案件的审理投入了更多的司法资源,力求无论是审判过程还是裁判结果,均符合当事人以及社会公众所期待的有效率的司法公正,将此类案件办成精品案件。合议庭法官要树立精品意识,通过对精品案件的审理,使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充分了解法院司法权的行使状况,提高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度。
 (三)促进了合议实质化
“合议庭法官评议案件时,不仅仅是对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进行表决,或者是对某一法官的裁判意见表示同意或不同意,而必须充分展示其对案件的整个心证过程。”[19]这个公开的心证过程,我们通过每位合议庭成员独立制作审理报告来完成。这不仅保证了合议庭成员的相互独立,同时也杜绝了合议庭成员放弃评议或简单附合他人意见的可能,还破解了评议中的“发言顺序限制原则”,加强了法官对案件的深入把握和高度参与。合议庭运行过程中,所有成员共同参加庭审,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共同负责;共同审核裁判文书、共同签名,对裁判结果共同承担责任。
八. 结语
由于我国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结构,使得公正和效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掌握权力的法院内部,要解决合议庭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实行合议庭负责制势在必行。
我们通过“繁简分流”程序的运行,把大量简单案件消灭在简易程序审理中,而把有限的法官和法官的有限精力重点放在解决疑难复杂案件上,这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合议庭的功能,进一步推进合议庭负责制建设,而且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树立法院和法官良好的司法形象。


[1] 左卫民、吴卫军著:《“形合实独”:中国合议制度的困境与出路》,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第64页。
[2]李祖军主编:《民事诉讼法学论点要览》,法律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83—84页。
[3]胡锡庆主编:《诉讼法专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30页。
[4]王晨光著:《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载《法学》,1999年第3期。
[5]刘全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6]转引自李秀清主编:《法律格言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03页。
[7] 左卫民、汤火箭著《合议制度基本特征分析》,载《云南法学》2002年第2期,第23页。
[8]左卫民、汤火箭、吴卫军著:《合议庭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7-98页。
[9] 徐建新著《美国法院、 法官印象记》,载2004年2月20日www.people.com.cn/GB/paper81/9841/904600.html.
[10] 何家弘著:《美国司法制度(五)》,载2004年2月20日www.civillaw.com.cn/weizhang/default.asp.
[11]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小组著:《美英德法四国司法制度概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版,第452-456页。
[12] [日]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 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13]宋冰著:《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和459页。
[14]宋冰著:《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15]汤景桢著:《论合议庭独立审判》,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5期,第147页。
[16]江必新著:《论合议庭职能的强化》,载2007年1月8日www.honglaw.com.cn学术报告/司法体制。
[17]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曹建明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
[18]王敏、叶庆兴著:《错案追究中错案界定的必要性》,载2001年2月25日北大法律信息网。
[19]张永泉著:《论合议庭制度》,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5期,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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