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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纠纷的解决机制——针对目前赡养纠纷的特殊性对其在审判和执行工作问题的解析
金 祖 飞
 
 
论文提要:随着法律意识的深入和法律机制的完善,随着司法和谐理念的提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赡养纠纷逐渐成为婚姻家庭纠纷中除离婚之外的第二个重头戏。它以“易审难执”的特点而使任何一个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感到赡养纠纷是个司法界必须解决的问题,他虽不是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却应该是值得司法界关注的话题,因为赡养问题是家庭矛盾尖锐到无法自身净化而需要求助于道德的最底线——法律而产生的纠纷。本文就针对赡养纠纷的性质、历史发展和其特殊性出发,从而找到其解决的法律机制,使其得以有效审结和执毕作论述,从而缓和因赡养问题带来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全文共9630字。
关键词:赡养纠纷 审判 执行 和谐
 
在我国,赡养纠纷占整个婚姻家庭纠纷中所占比重较小,但赡养案件却是所有家庭矛盾中最集中的部分。因此,赡养问题解决不好,在面临中国这样一个老龄化严重的时代,会让国家难以堪负如此之重。美国和英国、荷兰等其他西方国家都已经进入了福利社会,他们的老龄化问题虽然也很严重,但他们仍然大部分靠的是发达的福利和保险系统维持着老龄人的生命,而中国却是靠着子女的双手来养活他们的上辈和下辈,尤其在农村这样的环境,所以赡养的纠纷的发生也是再所难免的。赡养问题的解决,国家作为责任的最终负担者也提供了几个保障途径,从人寿保险,从村里补贴,从鼓励和支持兴办敬老院等出发,最后还给了他们的救济底线——提起赡养纠纷之诉,来保障老人们的生活权利。法院就是国家解决赡养类问题的最后防线,所以法院在赡养的审判和执行过程中要做到尽量化解赡养双方当事人的矛盾,给国家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为国家的和谐发展保驾护航。
 
一、赡养纠纷审执的法律依据、性质和赡养制度的历史发展
本文虽主要谈的是一种法律机制的设置,但在赡养纠纷的性质和该制度的发展和现状有个了解的基础上,才可以对赡养纠纷审判和执行的进行实践基础上的解决机制构建。
1、赡养纠纷审判和执行的法律依据。宪法把赡养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因此父母与子女相互有义务的存在,在子女未成年时,父母有对子女抚养的义务,在子女成年后子女有对父母赡养的义务,在一方不尽义务时,一方可以请求法院要求另一方履行相对的义务。这条宪法条文就是赡养能够被审判和执行的基础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正是因为中国在最高法《宪法》和基本法《婚姻法》的明确规定,才使被赡养人得到了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包括提起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履行其他赡养义务的诉讼,和在生效法律文书所的范围内要求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
2、赡养的性质。要了解赡养的性质,得首先了解下亲属权的概念。亲属权。是指民事主体因血缘、收养等关系产生的特定身份而享有请求的民事权利。其一就是父母与成年子女之间的权利,如父母享有请求成年子女的权利。1、魏振瀛教授也基本赞成亲属权包括赡养权:成年子女对父母有赡养的义务。赡养也不仅是限于经济上的帮助,还包括精神上的安慰、身体上的看护等内容。2、但同时魏振瀛教授也申明:关于亲属权的内容,法律上无明文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不少争议,这里列举的几个方面是否确切尚须进一步明确。而江平教授却持相反的观念,他认为亲属权是权利,不是义务,也不包含义务。亲属权只包括监护权、请求扶养权和相互继承权。他认为,有的学者认为亲属权包括抚养权和赡养权不能成立。抚养和赡养是义务,不是权利。3、而在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中均找不到赡养这个概念,只在德国民法典第1618a条和第1619条中说明父母子女间的一些义务,比如第1618a条规定父母和子女负有相互帮助和体谅的义务,第1619条规定以子女属于父母的家庭、并由父母教育或抚养的为限,子女有义务以符合其体力和生活地位的方式,在父母的家务和事务方面向父母提供劳务。4、而我国的《宪法》第四十九条明确规定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综上,笔者认为,从基于血缘产生的亲属权的概念出发,赡养似乎可以被归纳到亲属权的范畴,但是我国的宪法中却没有被赋予。可见在西方,赡养是作为国家一种社会保障而主要被国家救济,在中国却很难实现。在中国,赡养究竟被如何定性理论界也存在争议。笔者基本赞成江平教授的意见,但笔者也同时认为该意见值得完善。确切的说,亲属权应该包括赡养权,但这个赡养权的含义是广义的,指的是被赡养人有要求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权利,是一种请求权,因此该赡养权也可以被称为被赡养权,他是与赡养这个义务相对应而产生的。该被赡养权包括有直接要求子女遵守宪法,履行赡养义务的权利,也包括在一切途径穷尽时向法院提起赡养纠纷之诉。这个权利在宪法中没有规定,但在《婚姻法》中才规定了“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的权利救济制度,这是对宪法的一种补充规定,并未与宪法相冲突,是合适的。因此,赡养被宪法规定为一种义务,这个义务被违反,必将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义务的违反必将导致一部分权利人受害。权利主体有资格要求义务主体不折不扣地履行义务,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5
3、赡养的历史发展。赡养,是私法的范畴,一直以来靠的是封建制之下的习惯来维持赡养的生命,靠的是宗族和家长的力量,靠的是道德的约束,这种约束来源于儒家思想,来源于“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之下的父权。但古代是出礼入刑,把那些礼所不容的都转化为刑事案子。在商代就有“不孝”之罪,在西周就有“不孝不友”之罪,在秦朝也有“不孝”罪,汉代也是如此,在湖北张家山汉墓中出土的《秦谳书》中有“不孝者弃世”之语。说明不孝罪是被判处极刑的。6、这种形式一直到清末变法分出刑事、民事才有所改善。一直发展到我们目前的赡养法律制度。赡养案件的出现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可以看到道德的不古,有一部分人不愿意支付一笔小额的费用来照料自己的父母,且不论原因。第二个方面也可以看到法制宣传和法治理念的深入人心,从秦朝的“父为子隐“下的“非公告室”案件,即转到现在公开开庭审理,是中国法制的进步。做为被赡养人,虽然得不到古代的刑事上的保护,却得到了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肯定和尊重。这是中国保障老人、妇女、儿童的权益立法本意的体现。
4、赡养纠纷的现状。目前赡养纠纷占所有民事诉讼案件的比率是非常少的,根据对本院的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的调查,发现民事案件平均3748件,赡养纠纷案件占平均民事案件0.5%。并且从2003年的23件、2004年的21件、2005年17件、2006年18件来看,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并且近四年所有诉讼案件中,判决占43%,调解占24%。赡养执行案件占所有执行案件的比率略高于诉讼,占0.78%左右,并且完毕的结案率大于终结的结案率。
 
二、赡养纠纷的特殊性和赡养纠纷出现上述现状的成因分析
第一,赡养案件自身的性质特殊性:与其他相类似的案件相比较,赡养案件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与侵权行为所导致的人身受害的诸如人身损害赔偿的案件相比,相同的是赡养具有与其一样的人身相关性、对象特定性以及物质赔偿性。也就是说,赡养案件像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之类的案件一样,对象是特定的,只有人身上受到另一方的伤害就要让侵权人赔偿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只不过他们最大的区别是赡养纠纷的标的是亲权或者亲属权,而这个权利受到了伤害。因而赡养案件具有直接的身份权性,而非其他基于身体产生的人身权利。就是说赡养案件虽然具有像损害案件的特定性,但其的伤害不是基于身体上的伤害产生的,而是因为被赡养人的亲权受了伤害了,这种伤害是宪法和婚姻法规定的赡养人未尽到赡养义务而导致的侵权责任,这种责任最后也像其他亲权纠纷一样转化为了一种物质赔偿。
2、与扶养费、抚育费相比,赡养案件具有此类的共性:1、有期性,只不过赡养的终期就是死亡,而其他是非死亡条件的有期,比如抚养费的支出是终止到子女有独立抚养能力止。到这是赡养案件的最大特殊性。2、长期性,即此类的案件都是身份权之诉,故身份权一直存在之时此种权利一直得受到保护。所以此类案件一般一次判决,终生有效,除非有情势变更。3、强制的身份性。原告一般是被赡养人,而且已达到法律上被赡养的要求,一是自然赡养,即年老,二是无劳动能力且有劳动能力的成年子女,被告即是赡养人,这种赡养在人身上不具有人身转让性。
3、非转化一次性。意思是说赡养给付义务是不是一次性所能完全给付的。其他侵权案件或者抚养、抚育的案件均在双方同意或非同意的情况下一次性给付,但赡养案件却难以在判决的时候一次性给付,除非调解。原因赡养案件的终止期限是死亡,死亡是附终期的,但这个终期始终会来但却是不确定的。因而赡养案件多以每月或者每年支付的形式判决或调解支付。因为此,赡养案件的这个特殊性给下面的执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4,赡养案件的数额具有可变更性。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在被赡养人生活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下,比如被赡养人生病,生活困难时,可以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提出增加赡养费的要求。
5、赡养案件的时间久远性。赡养案件的发生非是一朝一夕的事,他是矛盾尖锐到其他个人、团体都无法解决而使被赡养人请求于救助的最后底线——诉讼。
6、矛盾难以调和性。有些矛盾可以很快的解决,有些矛盾可能经过多方调解仍没有解决,结果只有加剧。赡养案件均是经过当事人双方的多次博弈仍没有达成协议的结果。赡养案件一般首先是经过家人、亲戚、朋友的协调,村委会的调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在这些努力都失败了后才提交法院的。
7、赡养的案件的所占案件比例小性,且以撤诉和判决为多。
第二,赡养案件当事人的素质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这是双方当事人的博弈结果。为什么明知赡养是一种义务,为什么古现代有那么多的人做典范,还在中国的土地上频频出现赡养之诉,而把古代就有的“非公告室”案件如今纷纷亮相法院。随着经济发展,子女在被抚养成人后越来越多的不在父母身边,而根据目前的资料显示,赡养案件的发生跟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有关。原因是目前赡养案件的当事人出现一些共同性。首先从大多数的判决书中发现赡养案件的原告的年龄一般集中在六、七十岁以上;其次是赡养案件的被告几乎都不是独生子女,一般子女在二个及以上,并且子女的年龄集中在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再次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没有发现被告是女性;最后发现原告一般都是性格比较好强,在村里都是比较人尽皆知的公众人物。我们目前出在老龄化形式严峻的情形下,出现一大批六十多岁且有好几个子女的老人,这批老人需要子女的赡养,而这批老人的子女们又承担着他们下一批子女高额的学杂费等,于是老人与子女的双重负担使得他们放弃了对一方应尽的义务;同时老人们由于受到法律赋予的权利的引导,也更加注重自己的权利的保护,但仍受着传统的束缚,认为女儿是不用尽赡养义务的,否则会没“面子”。所以未来赡养案件的发展趋势是会出现对女儿的赡养诉讼案件,
第三,赡养案件在审判阶段的处理带来的不良影响。赡养案件由于自身的特殊性让法官们谨慎,但法官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他们处理不是这样一个赡养案子,与人民调解员的工作不同,他们解决的是案件,而不是矛盾本身。根据数据显示,法官们让双方和好而无须再通过法院支付赡养费的也就是让原告撤诉的审理机会很少,而更多是以判决的形式让被告支付必要的抚养费。其中调解也不无法说明双方当事人和好,只能证明原、被告已经在金钱给付了达成了共识,双方都取了自己的博弈利益。因而说对审理来说,赡养案件只是案结事却未了。
第四,执行工作在赡养面前案件面前显得无力和苍白,尤其是那些是多年积怨的赡养老案。为什么执行工作虽然在执行,仍没有解决赡养的实质性问题?由于上述说的审判工作的不细致性使得大量的工作推向了法院的执行人员,而执行人员只是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因此赡养的矛盾在此没有得到解决,却加速了申请执行人与被申请执行人的矛盾。执行人员在执行时执行的是物质,是如何按照裁判文书的要求把申请人申请的标的交到申请人的手中。申请标的有可能是房子,也有可能是口粮,更多是转化为金钱给付。在申请执行人几度要求对被执行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的情况下,被执行人更加不愿意支付赡养费,于是矛盾在执行中没有得到解决却在加剧。
 
三、赡养纠纷的诉讼、执行机制构建
上述问题的产生我们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但我们但立案、审判、执行中做到程序和实体公正,做到高效,尽量避免因我们程序上或实体法运用上产生的错误,从而减少因赡养案件带来的“审易执难”的司法尴尬局面。
第一是立案环节:在这个环节上,赡养案件应解决的几个问题:
1、赡养案件中如果原告只有一个子女并且卧病在床的情况下,如果(外)孙子女又未成年,是否可以向子女的妻子或女婿提出?《婚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只是对有负担能力的(外)孙子女的赡养义务进行了规定,但对子女的配偶却没有规定。《婚姻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了子女的赡养义务,也没有对子女的配偶作出规定,因此,赡养案件的原告无权对子女的配偶提起给付赡养费之诉,只能起诉卧病的子女,此时赡养费由子女家庭中属于共同财产属于原告子女部分或者子女的所有的财产中强制执行。或者等待(外)孙子女成年并有经济负担能力的,则可以向外孙子女提起赡养之诉。因为此时原告的诉讼事由发生变化,原告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可以向(外)孙子女要求其支付抚养费。但如果对如果这时子女死亡而(外)孙子女又未成年时,那么原告将处在无人奉养的状态,这一段时间是等待(外)孙子女成年还是归罪于国家计划生育由国家负担。
2、在被赡养人生活出现困难,无法照料自己,而唯一的赡养人又不愿赡养的情况下,此时赡养人的行为又构不成犯罪,被赡养人又不希望他人知道时,这种情形他人是否可以提起诉讼?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该条的规定,此类案件似乎其他人就无法立案,如果把这样的赡养责任都归于国家承担,本文认为这恐怕也不是立法者所能看到的。宪法中明确说明赡养是一种义务,那么对义务的违反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将来担任赡养义务的人有权以自己的名义要求赡养人承担责任。这种义务人有三类:第一类是被赡养人的(外)孙子女,被赡养人的其他赡养人,以及被赡养人所在村的村委会或其他具有转嫁性的赡养义务的组织。他们也可以向法院起诉,因为他们的预期也将会受到损害。也就是说这些原告与本案有重大利益关系。如果在庭审过程中被赡养人明确放弃对赡养人的诉讼请求,那么这是被赡养人对自己的权利的放弃,本文认为相应的利害关系人不再承担赡养的责任。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如果相对应的权利没有存在了,义务的履行就是不公平的。
第二是审判环节,赡养审判的应注意事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标的。赡养案件的标的,更多的是金钱给付,除此之外,也包括一定的口粮、居住等,所以确切的说,赡养的标的不只是赡养费那么简单,因此在实际操作中也给赡养的问题带来了麻烦。比如说赡养案件中涉及到原告的居住问题,一些赡养案件在起诉前赡养人和被赡养人订过分书,比如对几间财产做了分割后被赡养人就把他的房子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并同时约定了被赡养人每年在四个儿子家轮回居住,现在其中一个儿子不履行当时的约定也不支付赡养费,于是被赡养人就要求法院解决赡养费用和居住的问题。
2、期限。赡养案件一般终止到被赡养人死亡的为止,这是赡养案件与所有案件相比最大的不同,人必有一死,但什么时候能死,除非自杀外,谁也不能确定,所以赡养案件的非转化一次性导致了赡养案件多以每月或每年的方式支付,鲜有一次性支付的。本文认为如果是调解方式结案的话,也不妨考虑可以一次性支付给被赡养人,如果在情势变更下另行起诉;但在判决的情况下,本文认为就应该尽量避免按月支付,如果按月支付,也应该写明几个月支付一次,否则对我们的执行问题带来很大的麻烦。新的执行申请费出来后,每件50元的申请费可能比有些案件的标的都还要高,也避免赡养案件的矛盾在执行中激化。
3、调解或判决。调解历来被法院的审判人员奉为结案的最佳方式,尤其赡养案件。如果在审判阶段调解不下来,那意味者执行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随着每年的支付而加剧。所以本人认为赡养案件解决的前提是审判中的调解。能调解就证明赡养人有心支付赡养费,那就好办。但要调解一个多年多方努力解决的赡养问题,是比较困难,法官在短短的几次庭审中如何能马上化解积蓄多年的恩怨,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赡养案件的调解工作将有一番心理博弈的艰辛。
4、调的艺术性。调解在赡养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赡养的案件的调解首先第一步要了解赡养人和被赡养人出于哪种状况,这在送达时就可能从邻居村民的口中已经能够了解大概,所以赡养的送达所带来的信息可不能忽视;第二步就是跟村委会接触,因为赡养纠纷的产生都在村委会难以调和的情况下才诉诸于法院的,所以在调解时必要邀请村委会熟悉情况的人出面,或许对调解工作有帮助;第三步是开庭时做被赡养人和赡养人的其他亲属对调解工作的支持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一切调解充分后,法官在综合情况熟悉后,对双方当事人的焦点问题或者是争议的问题进行把握,寻找双方当事人的切入点。如何让当事人自愿,如何让当事人及博弈双方都能取得利益均衡,这就是一门法官尤其是专门设立调解部门的法官所应注意的问题。
5、增加自动履行案件。在审判阶段,很多法官认为案子结了就好了,实质上这个思想会对执行工作带来很大不便。很多能够自动履行的案件因为法官们的疏忽而使当事人也处于摇摆的状态,因而一旦过了当事人履行的环境,当事人就会出现抵触情绪。比如赡养人一般是被告在庭审调解后,法官被动地要求被告支付赡养费或者对判项或者调项不做妥善的安排,而是消极的让当事人救助于执行阶段,那么被告在当时没有履行他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那么导致他在执行程序对审判双方达成的协议存在矛盾,执行人员的到访使得他没有面子而拒绝履行。那么审判阶段的唯一意义就是确定了执行的标的,对案子的双方当事人本身却没有达到效果,没有真正做到案结事了。
第三,执行环节应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几个方面:
1、赡养案件的执行步骤:笔者认为一个案子的执行是有步骤和规律可寻的,下面就按照执行的步骤一一说明:首先就是执行人员拿到赡养执行案子后该与审判的法官联系,了解该案的前因后果以及大概了解审判时的情况,是否被执行人有什么情绪?掌握案子的大概情况;接着就是发执行通知书,执行通知书的发放本人认为在第一次送达时可以尽量接触下被执行人的邻居、村民和村干部,更进一步了解情况,此时了解的情况主要是执行人员如何寻找案子执行的突破口。在送达被执行人时也听听被执行人的回答,他为什么拒绝给付,同时告知被执行人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此时还要注意的被执行人的心态,是有可履行的意思,还是坚决不履行;再次就是与被执行人接触,强制——和解,相结合的方式对被执行人施加压力、同时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针对申请人和被执行人的矛盾点做思想工作,因为执行人员要明白,赡养案件不只是一件,是每年都有,每年循环,如果一次案件弄的不好,会导致以后几年的执行工作也难以进行;最后如果和解失败,那么被执行人人员就得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扣留、提取、冻结等财产性措施,也包括传唤、拘留等人身性措施。
2、赡养案件执行过程中的艺术性,也就是执行人员在执行中所掌握的技巧。本文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谈及。
(1)执行人员要注意赡养案件执行时双方当事人的心态变化,从而从这些微妙的变化中找到案子的切入点。比如说被执行人是个很爱面子的人,那么或许他会在或者不履行让执行人员不时来他家而被大家笑话,或者虽然自己气愤及其他原因不愿意履行,在两者的博弈的结果都是有可能的,如果执行人员抓住了“他怕大家笑话”这个突破口的话那么被执行人或许就会选择自动来履行。
(2)赡养案件被执行人负担转移:有时被执行人的态度是很生硬的,他并不是上述的那些“害羞者”,那么执行人员在发现这样的情况下做教育工作就没有意义了。此时执行人人员马上得转移目标的,被执行人在银行有没有存款,工作单位有没有工资,他的妻子和子女是否愿意交纳等寻找其他途径。
(3)执行人员本身执行素质:赡养纠纷的数额小,赡养案件双方当事人怨恨由来已久,非一次性解决性、被赡养人的积极性催讨等等,使得执行难度加大。执行人员碰到赡养案子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做到“长久战”的准备,并做到教育和惩戒相结合。所以执行人员就要体会到双方当事人的心理的变化,是否有和解的可能性,在赡养人坚决不支付的情况下,是否有其他补救途径来保障。因为赡养案件的重复性使得如果赡养案件一次执行不好,就会使得下次的执行带来很大的麻烦。而教育使当事人每年能自动的履行,创造执行的良好环境,做到良性循环,是赡养案件执行的最好归宿所在。
第四,除此之外,无论是在审判还是在执行环节,均要重视赡养案件非当事人的作用,发挥村委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亲戚、朋友等其他人士的作用。赡养纠纷是婚姻家庭纠纷的一部分,因此家庭纠纷的解决就要依照家庭及其他相关力量的配合解决,这种效果比法官的几句法语更有用。赡养案子也是如此,法官和执行人员是居中的第三者,是调和双方当事人的矛盾,但双方当事人的矛盾却不是在庭审或调解过程中就能一下子解决的。所以,本文认为在审判和执行工作时,在矛盾不可调和时,法官应该邀请当事人的村委会或者村里比较有威望的人,或者当事人双方都比较信任的人或者当事人接触较多的人到庭参加调解工作。亲戚、朋友、村委会起着巨大的中间作用,当事人不愿意支付赡养费,可说服当事人的子女或亲戚,他们愿意支付小额的一笔费用,或者他们在其中起着矛盾的润滑剂的作用,事半功倍。
赡养问题相对于整个诉讼和执行案件来说,是占小数的席地,他没有离婚纠纷案件来的普遍,他没有人身损害的案件来的复杂,他没有合同纠纷的案件来的具有标的性,但他以他独有的身份特性着实让法官们头疼。如果中国的老人们都以法律来维护自己的被赡养的权利的话,那么法院的负担将会加重,无论是审判还是执行。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老人们更多的是以忍退的生活维护着家庭的和睦,保持着中国传统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我们法院所做的只是让那些被赡养人在自己生活得不到保障时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官们将依法作出裁判,维护当事人的正当合法的利益,从而保障和谐社会下的法治建设得以顺畅的进行。
 


1、王利明著:《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6月第1版,第512页
2、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0年9月第一版,第670页。
3、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法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1月第1版,第310页。
4、杜景林、卢谌译:《德国民法典》,中国政法法学出版社出版,1999年8月第1版,第380页。
5、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第1版,第123-124页。
6、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10月第1版,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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