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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望 与 畅 想——我国巡回审判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李本浪  梁 统

内容提要:巡回审判作为一项充分贯彻“便利群众参与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虽然巡回审判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可操作的规范程序,但“巡回收案、就地审判、注重调解、指导民调”是其实践中的常态。巡回审判应当继续存在,因为它是司法透明的重要体现、司法为民理念的践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同时也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但巡回审判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许多的问题,需要不断地予以完善:尊重当事人意愿、限制适用地域、确定受案范围、固定巡回期限、强化指导民调、明确法官职责、注重纠纷解决。全文共10900字。

 

引言

法官巡回审判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最先发轫于西方社会。其独立价值在于法官可以排除地方势力(地方政府和强力人物)对司法审判的干扰,保证法官依照法律独立审判案件。显然,与此相比较,我国的巡回审判走上了一条大相径庭的独特的发展道路,明显具有了“地方性知识”的特征。它仅仅借用了西方巡回审判的外壳形式,中国民众的生活经验赋予了其全新的内容,成为一项充分贯彻“便利群众参与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制度。如果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制”,那么,这种与一个民族的生活相联系、建立在民族生活之上的法律制度,相对于其他的移植的法律制度而言,无疑是真正有效的。巡回审判在中国基层的经久不衰的实践为其作了最好的注脚。但正如哲学上所言的,存在的并不就是完全合理的,或者说是尽善尽美的,在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巡回审判也逐渐暴露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与缺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制度功能的发挥。特别是现代司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并为广大法官所自觉实践的时候,人们对该制度能否在现代司法环境中成功完成转型甚至要否将其全面贯彻到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虑和困惑。在司法改革的当代语境下,巡回审判究竟何去何从?要不要以及能不能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和革新,使这一具有相当历史渊源的制度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时更契合现代司法的理念?解决这些认识问题,正确认识和评价我国司法传统的现实意义,对于在借鉴和扬弃的基础上推进正在深入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司法体制和审判模式,无疑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文拟以我国现行的巡回审判制度为研究对象,略抒管见,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历史的回顾

要全面了解巡回审判的当前形态和准确把握巡回审判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发展方向,我们有必要追溯它的过去形态,从其历史渊源和发展历程中寻找问题的症结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

巡回审判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苏维埃时期,就有这种群众路线审判方式的法律规定,1932年6月颁布的《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要求“各级裁判部可以组织巡回法院到出事地点审判。”陕甘宁边区继承了这个好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适应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需要,审判工作中更加自觉地依靠群众,贯彻群众路线,丰富和发展了就地、巡回审判方式。1939年,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就规定:“建立便利人民的司法制度”。1941年5月10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各县司法工作的指示信中说:“边区的司法工作要深入群众,要在群众中建立司法工作的基础。”1942年制定的《边区民事诉讼条例草案》第4条规定:“司法机关得派审判人员流动赴事件发生之乡市,就地审判,流动审理时,审判人员应注意当地群众对于案情意见之反映,为处理之参考。”可以这样说,就地审判和巡回审判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审判方式上的运用和创造,也是诉讼立法依靠群众、便利群众指导思想的体现,它要求法官改变坐堂问案的做法,走出法庭,深入农村,亲赴争讼地点,依靠群众,就地审判。在这样的司法环境下,“马锡五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马锡五时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署专员,他根据边区实际,以为边区群众服务为宗旨,大胆进行了审判方式的创新,有效地解决了一大批疑难案件,被群众称赞为“马青天”。“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点是:第一,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了解案情。马锡五同志经常走出法庭,深入农村,到群众中去全面调查,实事求是地掌握案情,从本质上解决问题,为正确处理案件奠定基础。第二,依靠群众,尊重群众意见,教育群众,依法合理处理意见。马锡五同志常常亲自到争讼地点,和当地干部一起,征求群众意见,召集群众,大家评理,并注意教育和引导群众,使群众的舆论和法律融为一体,使案件的解决既符合法理,又合乎人情;既符合法律原则,又为当地舆论所赞扬。第三,方便群众诉讼,审判不拘形式。为了保障人民的诉讼权利,马锡五同志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简单轻便”的诉讼形式。他携卷下乡,亲赴出事地点,依靠群众,就地审判,他组织巡回法庭,定期巡视所属各县,倾听群众意见,检查司法工作,随时随地受理上诉案件;他审理案件没有架子,没官气,讯问和气,耐心说服,不敷衍、不拖延,没有“推事主义”和“了事主意”作风;他不拘形式,不怕麻烦,不论早上晚上,山头地边,群众都可以找他拉话、告状。“马锡五审判方式”赋予了巡回审判以全新的内容,是巡回审判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成为我国优良司法传统的标志,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审判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马锡五审判方式为主要形式的巡回审判制度并没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湮没,而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肯定,成为人民法院优良司法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1953年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提出,县人民法院逐步普遍建立巡回法庭。1954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进一步规定,基层人民法庭根据地区、人口和案件的情况可以设立若干人民法庭,作为基层人民法院的组成部分。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下发了《人民法庭工作试行办法(草案)》,使巡回审判工作前进了一大步。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建国初期法制建设出现了极大偏差。在国家的整个司法秩序被破坏的大环境下,巡回审判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一直到“拨乱反正”后,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逐渐走上正轨后,巡回审判作为“便利群众参与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体现,才得以逐步地恢复。

二、现实的阐析

从历史中回到现实。回顾和总结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正确分析和评价当前的巡回审判制度。毋庸置疑,当前的巡回审判制度是边区以来司法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与边区的巡回审判制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同时我们看到,与陕甘宁边区时期的社会条件相比,当代中国审判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必然要引起巡回审判制度作相应的调整,因此两者存在差异是肯定的,也是正常的。本文无意对两者进行比对和评价,但通过对历史形态和现实形态的描述,让我们可能在对历史发展的把握中,更加科学地预见和构造它的未来形态。所以在这一部分,我们将从事实判断的角度出发,对当前巡回审判制度的基本形态作一个大致的阐述,并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对其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作一个粗略的评价。

(一)基本形态

如果从确切的意义上讲,巡回审判与其说是法律制度,还不如说是诸多不成体系的“潜规则”的堆积。巡回审判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可操作的规范程序,所有目前的“规则”都只是历史与经验的产物和总结,没有人说得清巡回审判的确切的做法,实际上也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如法律规定那样明确的操作规则。由此,在司法实践中,巡回审判的杂乱也不足为奇了。但是,透过这种杂乱,我们也可以大致把握巡回审判的基本形态或者说是基本相同的做法。这种以经验为主要特征的基本形态储存在广大法官的头脑中,支配着巡回审判的正常运作。

1、巡回收案

就其收案方式来讲,下乡进山上门主动立案是巡回审判收案的常态。即由各人民法庭定期派出法官携带必要的办案设备离开办公场所到交通不便、地广人稀的边远山区、农村、牧场,对属于法院管辖范围的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当即予以立案。立案的标准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能够适用简易程序的简单民事案件。为解决诉讼难问题,切实减轻当事人的诉累,对因文化水平所限不能书写诉状也无经济能力委托他人代写诉状的,巡回法官可以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受理口诉案件,将其口诉要求制作笔录予以立案。

2、就地审判

就其审判方式来讲,提倡炕上法庭、院落法庭、田头法庭、林间法庭,强调不拘形式、“随时随地开庭”。巡回法官在受理案件后,除了因当事人相隔较远、案情复杂、收案后无法当日或当场送达、当事人遇有特殊原因无法参加诉讼等特殊情况外,应立即组织就地进行审判。审判开始前,可以邀请双方当事人的亲戚、朋友、邻居、村民、以及当地有名望者如村干部、人大代表等参与诉讼,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法庭的辨法析理、以案讲法,使老百姓通过身边人的真实案例走进法律,明白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自己今后碰到类似情况应当如何处理,从而达到法律宣传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就地开庭审判,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处置好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避免了因简单小事处理不当引发重大社会问题,从而实现审判的“解决纠纷”的功能。

3、强调调解

就其结案方式来讲,调解结案是巡回审判的首要追求目标,判决只是作为一种补充。农村当事人的文化水平往往不高,爱认死理,且多生活在一起,关系错综复杂,有时打一场官司只为赌一口气。这样的案件法官判决并不难,但一方败诉的结果会使得矛盾非但得不到化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一个纠纷的解决可能导致更多的纠纷产生。因此,必须把调解贯穿在巡回审判的每一个环节,不放过任何一个调解机会。法官可以运用法律、伦理、道德、情理等多种方式,对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做好当事人的疏导工作,以求“定纷止争、息诉平判、案结事了”,真正起到化解群众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效果。

4、指导民调

就其承担的社会功能来看,指导人民调解工作还是巡回审判的一项重要职能。人民法庭派出巡回法官,深入到各乡镇,通过参与诉讼旁听、以案说法等多种方式,对乡镇司法所以及村居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业务指导,这样既有效提高了调解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了其解决纠纷的能力,为乡镇自我解决纠纷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同时也加强了法院与基层调解组织的沟通,有助于今后巡回审判工作的开展。

(二)问题与困境

上文我们对巡回审判的基本做法做了一个大概的描述。这些做法对我们基层法官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的。那么,在熟悉与习以为常面前,我们是不是就停止了分析与追问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我们认为,当前的巡回审判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设置该制度的初衷,出现了异化和偏离的倾向,包括它所面临的外部困境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两大部分。具体地表现在:

1、运行成本高昂背离了“两便”原则。一方面,由于巡回办案路线的周期长,时间相对不确定,群众不知道巡回法官何时来,在等待无望后不得已只能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前去法庭立案。另一方面,巡回法官巡回到基层后,往往等待一天也没有群众前来立案,法院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都没能得以节约,违背了减轻当事人诉累、提高法院办案效率的初衷。

2、巡回收案异化为“深挖案源”。法院裁判程序的启动具有被动性,遵循的是“不告不理”和“无诉讼即无审判”的原则,但有的法院将巡回审判的内涵随意扩展,“上门揽案”,“深挖案源”,甚至对一些已经在调解中的案件还主动地介入进去,予以立案。这样既无助于纠纷的最终解决,也违背了司法的基本原则,可能使法院的工作的工作陷入被动,不利于树立法官和法院公正权威的形象。

3、部分当事人不愿意接受这种办案方式。如该院受理的王甲诉王乙为人身损害赔偿一案,法院在得知双方当事人是亲兄弟关系又住在偏远山村,决定采用巡回办案的方式到其居住地开庭审理,但王甲坚决不同意,认为到他们村去开庭会给自己丢脸,无助于纠纷的解决,而只会加深双方的矛盾。这种情形在还处于“熟人”社会的农村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法院如果贸然采取这种方式就可能出现“好心办坏事”的结果。

4、庭审秩序难以保障。巡回审判的案子旁听的群众往往比较多,与双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旁听者之间矛盾对立比较严重,当事人的情绪常受到旁听者的影响与左右,其诉讼主张往往不能反映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法官很难有效地引导庭审的顺利进行。同时由于参与审判的力量比较薄弱,如遇突发事件,凭法院自身的力量难以应付和解决。

5、“形象工程”的成分和倾向比较明显。很多法院包括法庭都建立了巡回办案制度,但大多不能落到实处,使该制度成了纸面化的摆设。有些法院把巡回办案当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抓,需要的时候就搞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就弃之不用,不能自觉地从“司法为民”的角度和高度、从建立长效机制出发来加强巡回办案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6、片面追求快审快结,很难收到“案结事了”的效果。由于巡回办案的路线周期长、案子多、人手少、期限短,因此法官往往把效率摆在第一位,追求以最短的时间办结案件,过分强调当庭宣判和当场送达,这样就使法官不能在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上下足功夫,导致了“案结事不了”案件的大量产生,埋下了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同时这种做法也会给当事人及群众留下“草率办案”的印象,不利于司法权威的形成。

三、未来的构想

(一)能否对我国的巡回审判制度进行颠覆式地改革

我们无意要对我国的巡回审判制度进行颠覆式地改革。一方面,我们看到,巡回审判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在于保障司法的独立性。因为固定法官的办公地点虽然可以保证当事人在任何时候均可以到法院起诉,便于纠纷及时得到解决,但法官长期在某一个固定地点从事审判工作,可能会由于种种社会交往导致法官失去独立性。现代意义上的巡回审判基本上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而我国的巡回审判则只是固定审判的延伸,目的是为了便利群众参与诉讼、便利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并没有法官独立审判的意义在其中。因此,在司法改革的旗帜下,许多学者和法官都对我国的巡回审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设想,试图对其进行全新的改造,使其成为保障司法独立的基本制度之一。[1]应该说,这种设想作为改革的一个方向本身并无可厚非,但是必须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目前所拥有的法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之间有诸多的抵牾,改革所可以凭借的自身法律文化资源是极为有限的,而且改革所直接面对的社会整体背景是错综复杂的,因而变革极可能流于难产,甚或可能引起更为离谱的逆行式操作。所以,充分认识到追求过程本身的艰难性,促使我们在改革时更加谨慎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制度的实施是一个远比制度的建立难得多的命题”。我们宁肯对现有的制度进行合理的解释、枝节的修补与完善,也不愿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以避免改革所可能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虽然正如上文我们所论述的,巡回审判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这主要是其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巡回审判本身内在的问题,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总体上说中国特色的巡回审判基本上适应了我国的具体国情,有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性。如果对其运行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加以克服,它也是契合现代司法理念的,在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方面,它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我国巡回审判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1、司法透明的重要体现

司法透明作为现代法治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是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有效保障机制。司法透明满足了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心理诉求,最大限度地吸收当事人和社会的不满。法院以看得见方式进行诉讼活动,并公开地作出裁判,可以让公众了解司法的运作过程,增强当事人以及公众对案件实体处理结果真实性、公正性的可信度,增强公众对司法的信心,增进对司法的认同感,有助于树立司法权威。[2]无疑,巡回审判满足了司法透明的要求,成为司法透明的重要载体,是司法透明机制的有效组成部分。当前,保持司法透明,实现阳光下的司法,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我国也不例外。《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也对司法透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出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落实依法公开审判原则,采取司法公开的新措施,为社会全面了解法院的职能、活动提供各种渠道,提高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执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透明度。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加强社会与法院的互动,让社会各界充分了解司法、运用司法,增强司法的亲和力,作为司法透明重要体现的巡回审判不但不应被废除、弱化而且还必须要从体制和制度的高度上加强对它的建设。

2、司法为民理念的践行

司法为民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本质要求,是“公正和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司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民本是司法乃至现代法律的精髓。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为基点、尊重人格尊严和人的基本价值,在法律活动中浸透进普遍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司法要真正“为民”,就必须保证“正义”这一产品是容易为民众所获得的,而且是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的。不管是从实现司法的价值和功能的宏观层面还是从解决个案的微观层面,都需要法院为民众打开法律之门,缩小司法与民众的距离,以亲近便民的姿态融合在民众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中。而巡回审判无疑正是司法为民理念最好的实践与体现。众所周知,司法作为解决、裁判社会冲突或争议的活动,实际上也是一个在当事人之间分配正义的过程。人民将司法权赋予法院,就是为了通过司法机关的运作在具体的个案中得到救济、获得正义。而人民法院应当以人为本,为广大群众提供法律的支持和保障。在交通不便、群众文化素质不高、经济不发达这些特定情况下,法院开展巡回审判,在诉讼过程中做一些本应属于当事人自己的事情,为他们的权利救济提供及时和便捷的服务,使他们在司法程序的运作中感到人格尊严得到了维护,人的法律及道德主体地位得以实现。总而言之,巡回审判是司法为民理念的最好的实践。在民本得以张扬的今天及今后,巡回审判都必须和必将存在下去。

3、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央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和谐社会要求司法发挥这样的功能:首先,解决纠纷。司法的最直接功能是解决纠纷,化解利益冲突,维护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确保社会和谐发展。其次,化解对抗。司法所蕴涵的正当程序机制可以提供一种制度性协商机制和动态的对话机制,以使最终的选择和决定能被交涉中的各方认同和接受。在这样的机制下,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尤其是公众与官员之间就有机会进行说理、争论、协商、抗辩和交涉,从而保障其选择的理性化。同时这样的机制还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和平的公共选择机制和引导性的矛盾解决方法,把各种社会矛盾纳入这个机制内,通过政治的良性互动、明智的妥协以及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解决。第三,利益衡平。司法应自觉地站在历史的高度,准确地把握社会的基本价值和社会生活最基本秩序的维护,尽量以兼容的态度来处理利益体系中的诸利益,尽量考虑诸利益之间的兼容性,消除它们之间的对立性,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衡平。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基层法院,应当寻求理性的定位,立足于基层这一特殊社会背景,[3]关注基层民众的特殊需求,找准工作的着力点。为此,司法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是城市和城里人的专用品,而应自觉主动地“送法下乡”,满足多元化社会的特定法律需求。

4、不违背现代司法理念

我们不否认,巡回审判与现代司法理念的要求在外在形式上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我们说要加强巡回审判工作并不是要否定司法的形式科学性与被动性,而是旨在宏扬已逐渐被淡忘、虚化了的司法风格和司法态度。实践早已证明,不同的审判风格、审判态度和审判作风以及由此体现的不同审判活动,在司法信仰及社会认可度与公正性方面都会有不同的效果。我们看到,现阶段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事人诉讼能力低、举证能力差等各种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强调法官一步到位审理案件必然会出现诸多问题。司法的权威绝不是靠封闭、不透明、高高在上就能获得的,而是有赖于公众对法官、法院以及司法的支持和信赖。司法不能与世隔绝,把世情民风、习惯风俗排斥在自我体系之外。法官巡回收案、办案,除了审判场所发生变化外,法官的中立、平等态度并没有改变。在纠纷发生地众多群众旁听的情况下开庭,展现法律的公正与透明更有保证。巡回办案能方便群众诉讼,更使法院的审判活动效率得以提高。这些都充分说明巡回审判制度是一项体现司法为民精神,方便群众诉讼的制度。其提倡的诉讼便利化、人情化也是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这里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所谓现代司法理念绝不是对西方法学概念的照搬与堆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唯有建立在现实国情的基础上并能自动适应国情发展的司法理念才称得上是现代的、真正科学的司法理念,也唯有这样的司法理念才能真正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

(三)对我国巡回审判的改造与完善

行文至此,一个自然而然的话题是如何对我国现有的巡回审判进行完善。限于篇幅,我们无意长篇大论地展开论述,而仅就其要点谈谈我们一些粗略的想法。

1、尊重当事人意愿

正如上文我们所说的,当前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甚至决定着纠纷能否得到最终的解决。对一些当事人来讲,出于“面子”的考虑,对到自家门口的巡回审判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抵触心理。因此,在巡回审判的启动上,我们应赋予当事人一定的参与权、决定权,即法院在决定要对某件案件采取巡回审判方式进行审理的时候,应事先征求当事人的意愿,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办案方式,法院不可强迫当事人接受,而应适时转移到与当事人的日常环境相对疏远陌生的法庭进行审理。这样就可以避免把当事人的诉争过程暴露在公众之下,为他们保留了“面子”,从而更有利于纠纷的解决。

2、限制适用地域

巡回审判首要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群众诉讼”,但这不是唯一的目的,必须要同时考虑到“方便法院办案”这一目的,实现社会成本与社会效果的相统一。如果巡回审判单纯为了方便群众,却使法院付出了太高的成本代价,显然设置这样的制度是不科学的、得不偿失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巡回审判主要是针对部分地区群众因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困难不便参加诉讼而开展的,但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许多农村地区都已经实现了城镇化,在这些地区并不存在群众诉讼困难的问题。如果在这些地区非要推行巡回审判,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可能造成“为巡回审判而巡回审判”、“应付上级而弄虚作假”等负面后果。因此,我们认为,应适当限制巡回审判的适用地域。我们的初步设想是,凡是一个县市内,交通圈在一个小时路程内的地区,除了因某些特殊因素确需巡回审判的外,都可以不必开展巡回审判,而仍然采取坐堂问案的方式审理案件。

3、确定受案范围

受办案形式所限,巡回办案所审理的案件不宜过于复杂,具体范围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类型。即: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在同一地区、且属于交通不便的山区案件、一方当事人因年龄较大或身体状况等原因难以到庭参加诉讼的案件;属于赡养关系纠纷、相邻关系纠纷、简单债务纠纷等常见案件;比较典型、在当地有一定影响的案件;能够减轻当事人诉讼成本或方便当事人举证质证查明案情,或就地巡回审理能够有效宣传法律知识促进人民群众提高法律意识维护社会稳定的其他案件。而对于那些案情复杂、需要作司法鉴定等的案件则应排除在外。

4、固定巡回期限

为方便群众诉讼,巡回审判应合理确定一个相对固定的日期。在需要开展巡回审判的地方,人民法庭在对辖区的面积、收案量、经费情况等进行细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安排巡回审判的路线、日期,短则一周一次,长则一月一次。根据农村的特殊情况,巡回审判最好与当地的集市日同期,这样既可以方便群众诉讼,也可以扩大巡回审判的影响面。在确定好的日期里,法官必须按时到达审判点开展工作,不能因节假日、双休日或其他原因延误或改变。如果确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改变的,必须提前公布周知当地群众,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5、强化指导民调

在司法实践中,巡回法庭加强与基层民调组织的沟通与协作对诉讼活动的良好、高效运行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巡回法庭所受理的绝大多数案件,都是经过一次或多次基层民调组织调解的案件,人民调解员对于案件的背景、当事人的情况以及案件争议的焦点都相当了解。这些信息对于法官即将进行的诉讼调解或开庭审理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由于大多熟谙各种纠纷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掌握当地的人情世故,他们的意见能为法官的准确断案提供有益的帮助。[4]巡回法官在巡回办案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吸收人民调解员参加法庭调解案件、旁听审判案件,并在结案后针对个案指导分析,总结交流经验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对民调组织的业务指导。

6、明确法官职责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我国正由过去的职权主义向着当事人主义转变,对庭审功能和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均有所强化。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当事人在许多方面处于弱势,取证权也没有法律保障,所以在巡回审判中,应当适当放宽当事人当庭举证的条件,必要时应由法庭依当事人申请收集证据。此外,巡回办案中所面对的群众大多为文化水平不高、法律素质欠缺、诉讼能力较低的群众,因此应实行诉讼辅导制度,使当事人对诉讼权利有足够的知情权和选择劝,对自己的处分权和诉讼风险作出理性判断;强化法官的释明权,即通过发问、指导等方式适度指导当事人举证,以引导和协助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和主要证据进行有效和积极辩论的权力,以此来救济当事人在举证和质证过程中存在的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

7、注重纠纷解决

在一个熟人社会里,是与非的判断标准有其特殊性,老百姓更愿意从道德实质合理性的角度而不是从法律形式合理性的角度来评价司法行为,法律评价标准与群众的道德评价标准经常发生错位。如果不关注这一点,机械地“依法生产判决”, 往往只起到一种止痛药作用,不但不能平息纠纷,不利于当事人恢复原先的和睦相处,反而可能扩大社会关系的对抗性和紧张性。因此,对巡回法官而言,就不得不需要将那些“就制定法的规则上看非常齐整但实际处理起来极其复杂的问题尽可能地以某种并不一定符合法律规则和法官制度角色但能够化解纠纷的方式解决。”[5]在诉讼过程中,巡回法官要注意发挥好组织、引导和调控职能,努力促使当事人以自身的行为弥补和补救趋于破坏的权利现状,在解决纠纷的同时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

结语

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里,如何使某一具体的、尚在运行中的法律制度能够适时地、主动地、充分地回应社会的发展,并力求制度的改革成为内生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的渐进式改革,无疑应当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关注的,也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的努力方向。深刻分析巡回审判所存在的问题,大胆构建巡回审判的未来形态,有效接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联系,保证传统中合理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延续,促进巡回审判制度功能的最大发挥,为制定一部全国统一的《巡回审判法》作好理论上的准备,这就是我们写作本文的目的。探求无止境,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巡回审判的走向。



[1] 比如有学者就提出,最高法院可向各省派出巡回法官审理地方上诉案件。并认为最高法院派出的法官,其管辖权在中央,地方政府不可能对巡回法官形成制约,巡回法官可以依法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参见迟建刚著:《法官巡回审判的独立价值》,载《山东法制报》,2005920日。

[2] 蒋惠岭、胡夏冰著:《我国司法透明机制的改革与完善,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3期。

[3]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由传统的礼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变过程。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农村仍然还属于乡土社会、熟人社会、礼俗社会。这是我们推行任何司法改革都不能回避的社会现实。

[4] 陈实著:《论巡回办案制度在我国的运行与完善》,载2004123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41410

[5] 参见苏力著:《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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