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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选择适用

 周 玲 珠

论文提要:《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被害人有权在刑事案件审理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从诉讼的公正价值及效益价值来看,不加限制地允许刑事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不合理的。附带民事诉讼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我国应借鉴部分国家的做法,可对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进行分类,在有限范围内保留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小额的民事赔偿的诉讼机制。全文共6600字左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解决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失的赔偿问题而进行的诉讼活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4条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后,可以告知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已死亡被害人的近亲属、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我国法律赋予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及其他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在刑事案件进入审理程序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却未对其诉权进行合理的限制,将所有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民事纠纷案件都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这是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笔者认为,无限制地允许刑事被害人及其他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无论是从诉讼的公正价值出发,还是从诉讼的效益价值出发,都是不合理的。

一、从诉讼的公正价值角度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的内容是平等当事人之间一种民事赔偿的权利义务分析,它具备民事诉讼的全部构成要件,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如同民法中的侵权责任之诉一样,是一种请求赔偿之诉。但同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却因原告诉权的行使,通过其对程序的选择,而使被告因此享有不同的程序利益。或者更确切的说,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以下简称“原告”)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以下简称“被告”)被迫丧失了其在单独的民事诉讼中所应享有的程序性权利。而实际上,被告被迫所丧失的程序性权利,正是正当程序所要求具备的。现举一例论之。从被告的期限利益上来说,《民事诉讼法》规定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为三个月,普通程序为六个月,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在受理后20日内审结,适用普通程序的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有该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也就是说,不管附带民事诉讼案情是否复杂,基于民事诉讼的附属性,若刑事诉讼适用简易程序的,原则上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起在刑事案件受理后20日内审结;若刑事诉讼适用普通程序的,则须在刑事案件受理后最长2个半月以内审结。两者相比较,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与单独民事诉讼规定的审理期限相距甚远。再者,加上我国法律赋予刑事被害人及有关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若原告未与刑事案件同时起诉,则被告在民事诉讼方面所享有的期限利益将更少。审理期限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种诉讼期间,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防止审判的过分拖延,一方面也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期限利益,避免法官仓促结案,使当事人在法定审理期限内按照法律规定的诉讼期间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使其能够在此期限内有充分的机会参与诉讼程序,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反驳对方的证据、进行交叉询问和辩论,以此来促使法院作出尽可能有利于自身的裁判。程序法上所规定的各种诉讼期间,是在审理期限的基础上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期间作出的合理配置。过长的审限易导致审判的迟延,但过短的审限则无法保障当事人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积极有效的参与诉讼活动。以举证期限为例。《民事诉讼法》规定,在双方当事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间,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30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开始计算。而这一30日举证期限的强制性规定,作为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程序保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是难以实现的。且不说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审理期限仅为20日,即使在刑事诉讼普通程序中,因其正常的审理期限为一个月,若非刑事案情复杂,法官基于民事诉讼的附属性以及现行刑事诉讼法“刑优于民”的制度设计,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充分考虑当事人就民事部分搜集、提供证据的需要,将审理期限予以延长。故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是难以享有30日的举证期限这一期限利益的。

直观地看,本质上是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仅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性达到了触犯刑事法律的程度,而赋予刑事被害人通过对诉讼方式的选择来“剥夺”刑事被告人以及其他未触犯刑法的附带民事被告人在单独民事诉讼法中所应享有的诉讼权利或者程序利益,从而导致双方对抗上的悬殊,这是不公正的制度设计。从本质上来说,这也不符合正当程序或者程序正义的要求。正当程序的基本标准之一就是程序参与原则。其涵义是,那些利益或者权利可能受到裁判或诉讼结局直接影响的人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诉讼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其有效的影响和作用。[2]程序参与原则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当事人必须具有影响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充分的参与机会,这是程序参与原则的核心内容。美国哲学家贝勒斯从诉讼过程的角度把程序参与机会分解为以下6个要素,即在合理的时间内公开审理、充分的通知、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提出和反驳证据的机会、裁判以当事人在诉讼中提供的信息记录为基础、当事人对裁判上诉的机会。[3]这些要素触及到了诉讼的全部过程,并且在《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中都有所反映。因此,当事人程序参与机会的实质含义是:在法院作出有关严重影响他们权益的裁判前,当事人应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观点和主张,并对他方当事人的证据和主张进行质证、反驳和抗辩,以便将裁判建立在这些主张、证据、辩论等所进行的理性推论的基础上。[4]为此,法院应确保每一方都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攻击或防御准备,这是正当程序的要求。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短的审限,严重地限制利害关系人对民事裁判过程的参与,是违反程序公正原则的。

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基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对被告人程序上的不公正,易导致实体上的不公正,进而影响裁判的权威性,大大降低了被告履行判决内容的自觉性。实体公正可以从两种意义上理解:一是指立法者对社会成员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分配,这是实体一般公正;二是指司法者根据实体一般公正的要求,通过在诉讼中行使自由裁量权而达到公正的裁判结果,这是实体个别公正。本文中所讲的实体公正,特指实体个别公正,即裁判结果对于实体一般公正的追求和趋近。实体个别公正必须是法官经由诉讼作出裁判而达成,因而表现为裁判结果的公正或“结果公正”。争执事实的真实再现,是实体公正的首要标准。但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任何案件事实都无法完全恢复其本来状态。在诉讼过程中追求客观真实是不现实的,也非诉讼法所要实现的目标。法官对争执事实的真实再现,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其所认定是法律上的真实。因再现案件事实客观上之不能,欲使法律上之真实能为人民所接受,形成裁判之权威性,则必须要有正当程序的保障。因为“在公正的程序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异议可以得到充分表达,互相竞争的各种层次上的价值或利益得到综合考虑和权衡,其结果,不满被过程吸收了,相比较而方,一种最完善的解释和判断被最终接纳,这样做出来的决定极大地缩小了事后怀疑和抗议的余地。”[5]裁判的权威性必须转换为公正、合理的程序安排,通过看得见的、能为当事人直观感受得到的程序公正,来实现个体实体公正。遵守正当程序得出来的裁判显然更容易权威化,更容易得到当事人各方的自觉遵守。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就民事诉讼事实部分并没有充分的机会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以抗辩原告的主张。当然,有学者认为事实部分已由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充分地加以证明,被告人也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抗辩,无需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时重新就事实部分进行举证、质证和抗辩。但笔者认为,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所要证明的事实与民事诉讼中的争议事实并非完全一致,刑事诉讼中需要认定的是犯罪事实,而民事诉讼中需要认定的事实,除了侵权行为,即犯罪事实之一部分外,还需证明刑事被害人哪些具体的合理损失应当得到赔偿、未触犯刑法的其他附带民事被告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以及承担多少赔偿责任等方面的事实依据。因此,不能认为刑事审理中控辩双方就刑事犯罪事实已展开充分的论证,就无需再就民事事实部分进行仔细全面地审理。在未确保当事人一方充分参与诉讼程序、在裁判的制作过程中发挥自己切实有效的作用的情况下作出的判决结果,尽管其实体上可能是公正的,但因程序上的不公正而使其实体公正性遭到质疑以致反抗,并进而增加了执行的难度。而且,过短的审限以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附属地位也易导致裁判者对案件的结局形成预断,甚至促使裁判者不经冷静的庭审和评议即作出裁判的结论。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除了因程序上的不公正引发实体上的不公正之外,其也可能在程序之外影响实体公正的实现。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刑事被告人的赔偿态度和结果,是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情节。这无疑给被告人在赔偿刑事被害人的损失方面施加了压力,使其为了表明自己的赔偿态度,尽早与被害人达成赔偿协议,而不能真实地提出自己的抗辩。以交通肇事罪为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被告人为了争取判处缓刑,往往希望通过调解,在刑事判决作出之前赔偿刑事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为了与原告就赔偿事宜达成协议,刑事被告人往往会在具体赔偿数额上作出很大的让步,甚至同意原告过高的赔偿要求。这也是为何在民事诉讼中双方不易达成调解协议,而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易达成调解协议且原告的损失能及时得以赔偿的原因所在。从表面上看,民事赔偿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但探究其原因,刑事被告人与原告就赔偿数额上所达成的协议,是在“公权力”,即刑事裁判权的压力下作出的。“公权力”的作用,在影响当事人的意志自由方面,与合同一方以胁迫、威胁手段迫使另一方当事人与其订立合同中胁迫、威胁所起的的作用并无二致。在强调意思自治的民事领域,赋予原告在公法上对刑事被告人的威慑力,以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为筹码,使其在民事损害赔偿调解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打破了双方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局面,无形之中导致被告人意思的不自由,违反了民法自愿、平等的基本原则,导致了实体不公正的出现。

再从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人权的角度看,在刑事诉讼中允许刑事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立案之后,一审判决作出以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无疑延缓了刑事部分的审判,延长了刑事被告人在押受审的时间。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为了保障人权,被告人享有迅速和公开受到审判的权利,这也是正当程序的要求。而在实际审理过程中,不少附带民事案件在民事责任和赔偿数额确立上争议较大,审理持续时间较长,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状态。虽然国家为了防止刑事审判的过分迟延,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组织继续审理,但从法理上探析,在刑事审判没有过分迟延的情况下,国家是否就有权以民事审判为由而“适当”地延长刑事案件的审判,延长被告人在押受审的时间呢?民事诉讼是平等主体之间在法官主持下的一种平等对抗,当事人有处分实体权利及诉讼权利的自由,有权参加法庭审理,也有权拒绝参加法庭审理,除非是必须到庭的被告,否则其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诉讼,仅因侵权行为被公诉机关指控触犯了刑事法律,而赋予刑事被害人在刑事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但这种民事诉讼仍是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对抗,不存在权力与权利的对弈,因此,国家无权单纯地以民事审判的需要为由而限制被告人的自由,侵犯其在刑事诉讼中迅速受到审判的权利。

至此,从被告人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并不是公正的程序设置,也无法保障实体公正的实现。

二、从诉讼的效益价值角度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有学者认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完成了刑事审判及民事审判,提高了诉讼效益,有效地节约了国家的司法资源。但其实不然。诉讼效益作为满足程序主体需求的一种价值,其中包含着公正的精神。程序公正是基础,诉讼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诉讼效益所追求的是以最经济的方式来实现公正的目标。[6]一项程序设计,或具体到个案的审理,若其无法体现程序上的公正,继而实现实体权利义务分配上的公正的话,那么诉讼效益无从谈起。从另一角度来说,若因程序的不公正导致实体的不公正,则先前所进行的审理活动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反而是一种负效益。

退一步讲,即使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能够实现程序上及实体上的公正,同一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提起是否必然会比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产生更大的效益呢?得出的结论是否定的。

首先,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毕竟是两种独立的、性质异的诉讼,两者在证明对象、举证责任、认证规则、证明要求上均有较大的差异,立法者基于权力与权利、权利与权利之间的平衡对抗,在不同立法价值取向的指导下,对两种诉讼作了不同的程序设计,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统一于一个程序中,容易引起程序适用上的混乱,偏离程序设计时的价值取向。

其次,从法官专业化分工来看,刑事法官专于刑事案件的审判,却未必在民事审判上能得心应手,对民事法律熟练地加以运用。知识的不衔接,易使刑事法官迫于审判的需要而花费比具有丰富民事法律知识及审判经验的民事法官更多的精力去解决平等主体之间实体权利义务的纠纷。

最后,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民事诉讼从刑事诉讼中独立出去,会导致同一事实的重复审理与认定,致使司法资源遭到浪费,也易出现前后相矛盾的两个判决。笔者认为,两种诉讼的相互独立并不会产生上述不利后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的规定,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也就是说,在刑事判决生效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可以直接以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判决书上确认的事实为依据之一,要求被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无需就生效判决已确认的事实重复审理。如此,当然不可能出现对同一事实作出不同认定的情况,也就无所谓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三、立法模式的选择

综上所述,无论从诉讼的程序公正价值还是从效益价值来看,附带民事诉讼均无依附于刑事诉讼的必要。英美法系国家大多采用平行式的立法模式,将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完全分离,民事赔偿问题由民事诉讼程序予以解决,被害人只能在刑事诉讼案件审理终结后,按照民事诉讼程序提起因犯罪行为而追偿损失的赔偿之诉。完全采英美法系的立法模式并不可取,因为实践中确实有部分基于刑事犯罪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案情简单,事实清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双方也无争议,对于此类案件,基于公正与效益的综合考虑,可以允许刑事被害人直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及时地实现正义,另一方面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但是,不能对受案范围不加任何限制,笔者认为,我国可参照部分国家的立法模式,先在有限范围内保留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小额的民事赔偿的诉讼机制。对其范围的限制可通过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分类予以解决,具体来说,可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分为两类。一类是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案件:1、案情简易,事实清楚;2、双方当事人对赔偿数额基本无异议;3、刑事被告人与负赔偿责任人是同一的,没有其他应对被害人负赔偿责任的当事人,如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共同致害人、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的在逃犯罪嫌疑人、案件审结前已死亡的共同犯罪被告人的遗产继承人等。对于此类案件,刑事被害人可选择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另一类是一些复杂的、有争议的民事赔偿案件,如存在刑事被告人以外的应当对被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案件,以及属于特殊领域的侵权行为,属于严格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的,涉及举证责任倒置情形的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可以考虑以分审为原则,并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告知其向民事审判庭起诉或将案件转交民事审判庭处理。



[1] 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

[2] 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3] Michael D.Bayles,Procedural Justice,1990 by Kluwet Publishing Company,pp.39-60

[4] 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页。

[5] M.D.Bayles,Principles for Legal Process——A Plea for ”Process Value”, in Connell Law Review Vol.60,November 1974,No1.

[6] 樊崇义主编:《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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