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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正义的必然性选择—关于诉讼费用制度与诉权关系的思考

章维希  王迎春

内容提要

诉讼费用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国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评价一个国家诉讼制度运行状况好坏的重要指标。作为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其对审判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其他的诉讼程序和制度一起表达和实现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使普通民众能以较低的诉讼成本接近司法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享受法律保障的程度。本文以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为背景,考察诉讼费用与诉权关系,提出了诉讼费用制度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诉权接近正义的一些想法,并对诉讼费用改革带来的问题进行思考,以期能真实地反映诉讼费用制度在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实现司法正义方面的作用,体现出其真正的功能价值,为继续完善诉讼费用制度提供参考。〔全文约8200字(含注释)〕

 

关键词:诉讼费用  诉权  司法正义  

 

诉讼费用制度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国诉讼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评价一个国家诉讼制度运行状况好坏的重要指标。作为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重要制度,其对审判制度的影响极为深远,因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地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放弃通过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1]它与其他的诉讼程序和制度一起表达和实现诉讼的公正和效率。因此,诉讼费用与诉讼权利一样,与诉讼利用人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使普通民众能以较低的诉讼成本接近司法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享受法律保障的程度。[2]本文以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为背景,考察诉讼费用与诉权关系关系,提出了诉讼费用制度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诉权接近正义的一些想法,并对诉讼费用改革带来的问题进行思考,以期能真实地反映诉讼费用制度在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实现司法正义方面的作用,体现出其真正的功能价值,为继续完善诉讼费用制度提供参考。

一、接近正义的入门基石——诉讼费用

(一)国外诉讼费用内容的界定与比较

1、大陆法系诉讼费用

德国的诉讼费用由法院费用和律师费用两部分组成。所谓法院费用是指当事人为进行民事诉讼而向法院交纳的费用,具体由司法手续费和经费两部分组成。司法手续费是指当事人依《法院费用法》向法院交纳的利用司法程序的费用,其性质类似于我国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律师费用也属于法定的诉讼费用范畴,和法院费用一样,原则上均由败诉方承担。而日本的诉讼费用包括“裁判费用”和“当事人费用”两部分。所谓裁判费用又分为两类:一是当事人向法院起诉或提起各种申请时,交纳的手续费,这一部分费用相当于我国法院收取的案件受理费;另一类则是法院进行送达或从事证据的审查时要求当事人承担的有关费用。所谓当事人费用,是指当事人为法律文书的代书而支付的报酬,当事人自身或其非律师的代理出庭所需要的差旅费及住宿费等。其律师费用是诉讼费用的一部分。对于诉讼费用的承担,日本也实行败诉方负担原则。法国与日本和德国不同,实行“司法免费”原则,但仍有诉讼费用存在。其诉讼费用是指由诉讼案件引起的胜诉方当事人可以要求败诉方当事人支付的各种“费用的一部分”。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第695 条规定,诉讼费用主要包括以下项目:(1)税金和手续费等。(2)由审前准备程序所引起的费用。(3)有一定标准的垫付款。(4)法院助理人员与公务助理人员的酬劳。(5)律师的法定报酬及辩护税费。按法国民事诉讼法第700 条规定,律师费可以请求对方支付,诉讼费用原则上均由败诉方负担。

2、英美法系诉讼费用

英国的诉讼费用分两类不同情况收取,一种如当事人本人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诉讼费用,法院收费、开支、报酬、补偿费用,另一种如依小额索赔审理制审理的案件中,诉讼当人事由非专业诉讼代理人代理其进行诉讼行为的,包括任何诉讼费用或报酬。英国的诉讼费用也采取败诉方负担原则。美国的诉讼费用包括两部分,即案件受理费与当事人费用。在美国,由于联邦政府对诉讼提供巨额财政补贴,法院只收取微不足道的案件受理费。美国联邦法院一律是按件收取受理费。在美国,所谓当事人费用的指除律师费用以外的由当事人承担的其他费用。美国民事诉讼费用的分担受到两项有关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独特规则的影响。第一项是“美国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各方承担自己的诉讼费用,包括律师费在内,除非另有特别规定。第二项是“胜诉取酬制”,根据这一制度,除了财产收回后约定的份额中外,律师的服务将得不到任何报酬。

通过对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有关诉讼费用界定与构成的简要比较,我们发现,1、诉讼费用包括裁判费用和当事人费用两个方面。2、大陆法和英国法将律师费用视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而美国法则将之排除在外。3、当事人为进行诉讼而支付的食宿费和差旅费等费用原则上都属于法定的诉讼费用范畴。此外当事人因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等所支付的费用,也属于法定的诉讼费用范畴。4、除美国大多数国家关于诉讼费用的分担遵循败诉者负担原则,败诉方无论是否具有过失都需要负担诉讼费用。[3]5、诉讼费用既调整当事人和法院之间的关系,也调整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国家(如美国、法国)的诉讼费用制度甚至主要调整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二)我国诉讼费用内涵

1、诉讼费用内涵界定

诉讼费用在概念上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诉讼费用是指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当事人向法院交纳为进行诉讼所必需的法定费用,主要包括三类:[4]第一类是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上诉或者申请再审按照规定应当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第二类是提起各类申请时应当交纳的手续费;第三类是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广义的诉讼费用是指当事人因进行诉讼所支出的全部费用。即除了狭义上的诉讼费用外,还包括律师费用等。本文所指的诉讼费用是指狭义的诉讼费用。2、诉讼费用性质

对于诉讼费用的性质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诉讼费用是国家税收。诉讼费用体现了税收的作用和功能,它收取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抑制滥诉行为。[5]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费用是国家规费,是当事人的法定义务。诉讼费用是当事人分担因解决纠纷需要相应的物质耗费,它原来以收费主体为线索,改为以交纳费用的主体为线索,这样法院不再作为收费主体,国家成为收费主体。[6]第三种观点认为诉讼费用是经济制裁,是对违反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的一种惩罚。[7]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费用就诉讼费用所体现的当事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诉讼费用具有国家规费性,尽管交纳诉讼费用是当事人指向国家的一种公法义务,但是这并不排除诉讼费用最终在当事人之间分担的事实。[8]国家规费性和当事人法定义务性的说法符合当前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精神,比较准确的揭示了诉讼费用的根本属性和特点,它有利于诉讼费用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进一步提高人民法院的公信力,也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

3、诉讼费用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可以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并消除少数人进行诉讼而费用却由全社会负担的不合理现象。第二,有利于促使当事人严肃认真地行使诉权,防止滥诉、缠诉现象的发生。第三,有利于教育当事人自觉遵守法律,建立和完善防止纠纷发生的内部自我约束机制。第四,有利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经济利益。

二、接近正义的引介装置——诉权

   诉权(klagrecht )一词的原本含义,是指“可以进行诉讼的权利”。通常认为,诉权一词来源于罗马法的诉(actio)的制度,因此罗马法又称作诉权法。现代的诉权概念,是实体法和诉讼法达到一定分离程度后的产物,也可以说是诉的制度解体的产物。从当前诉权研究的状况来看,诉权仅在狭义上使用,限于民事诉权。本文所指的诉权也专指民事诉权。

(一)诉权的内涵界定

诉权,是指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和应诉,请求人民法院行使审判以保护其民事权益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民事诉权是国民所享有的请求国家给予民事诉讼保护的权利。亦即,国民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保护民事权益的权利。民事诉权是一种向法院的请求权、是国民平等享有的一种宪法基本权利、包含着程序内涵和实体内涵。[9]

诉权有双重涵义,即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所谓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就是当事人请求法院给予司法保护的权利。它既包括起诉权,获得裁判权,得到公正裁判权,[10]这些都是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在诉讼进行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当事人行使起诉只是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诉权的起点。所谓实体意义上的诉权,又称胜诉权,就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来实现其民事权益的权利。但也有学者不赞成将诉权分解为程序请求权和实体请求权的“二元诉权”理论。[11]一是实体请求权属于实体权利的范畴,或者说是实体权利派生的权利,与诉权相互独立,不依赖于诉权而存在。诉权则是通过诉讼程序来保障或实现实体权益。无论是否存在正当的实体请求权,都不影响诉权的存在。二是诉权自身无法分离。诉权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司法程序对诉权主体主张的实质进行审判。

(二)诉权的地位和性质

现代诉权理论认为,诉权是基本人权,是现代法治国家中的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有学者将诉权称为“现代法治社会中第一制度性人权。” [12]它是当事人一切诉讼权利的核心,所有诉讼权利都是从诉讼权中派生出来的,是诉权在不同诉讼阶段的具体表现。如果没有诉权,当事人就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各种诉讼权利也就无从谈起。

作为一种权利,其性质到底属于私权还是公权。理论界普遍认为,诉权是一种公法性质的权利,其一它是当事人对民事权益进行司法保护的请求权,是保护私权的权利,符合公法之通性;其二它所指向的对象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法院,只有国家才能给予满足,而私权是由权利主体指向义务主体的,由义务方给予满足;其三它是与审判权相对应的权利,诉权的权利主体是当事人,而审判权的权利主体是法院,两者的共同作用在于对民事纠纷给予公力救济。

三、诉讼费用与诉权关系考察

(一)诉讼费用对诉权行使的制约

目前“赢了官司输了钱”的现象和非法的“私力救济”案件愈来愈多,在排除了诸如程序缺陷、执行难、司法腐败等原因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汇聚于“生产正义的成本”,即诉讼费用上。我国现行诉讼立法没有明确将交纳诉讼费用定为当事人起诉和行使诉权的必要条件,但国务院实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应当依照本办法交纳诉讼费用,也进一步明确诉讼费用的性质是当事人的法定义务。《办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规定,“当事人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420日发布《关于适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通知》第二条也明确规定当事人未按照规定交纳案件受理费和申请费的后果是由人民法院依法按照当事人自动撤诉或者撤回申请处理。可见,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费用成为起诉的形式要件制约着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另外,诉讼费用的高低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使诉权的程度。因为诉讼行为从经济学来讲是当事人花钱购买司法服务的行为,诉讼费用负担制度与当事人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其合理与否影响了经济主体行为的选择。只有在能够承担得起诉讼费用,且认为现实的诉讼费用是合理的情况下,民众才会利用司法以实现自已的权利;反之,如果民众认为诉讼费用高昂或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合理的,那么他就会放弃对司法的利用,进而回避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所谓的接近正义也就成了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13]对此,贺卫方先生一针见血指出“在走向法治的时代,减少法院的费用事关民众对法院以及法律的态度。我们常说人民法院应当便民,意义不仅仅在于民众少为诉讼支出,实在关系到法治建设的成败。法院收费高昂,当事人望而生畏,将愈发加重民众畏讼、厌讼的心态,尽管客观上困难减少一些可能的讼事,但长远地看,势必使通往正义之路越来越窄,妨碍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14]

(二)滥用诉权对诉讼费用的反张力

滥用诉权,是指当事人出于不合法的动机和目的,利用法律赋予的诉权,在明知自己缺乏胜诉理由的情况下,以合法形式进行恶意诉讼,以期通过诉讼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某种损害后果的行为。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说的滥用诉权,也泛指滥用诉讼权利,包括滥用起诉权、反诉权、申请回避权、上诉权等。近年来,“亲吻权”、“同居权”、“悼念权”、“容貌权”等法律中未见的名词日益频繁地出现在起诉状中,“一元钱官司”、“一分钱官司”层出不穷。虽然这些好讼行为尚不构成恶意诉讼,然而我们不难发现,由“诉讼爆炸”而带来的滥诉风险已相当之高。而200741日,国务院制定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正式施行,全面大幅下调了诉讼费标准,被外界称为一个“低价诉讼”时代的到来。新诉讼收费办法大大降低了交纳标准:财产案件收费比例的起点由原来的4%下调为25%;取消其他诉讼费用和执行案件实际支出费用,实行先执行、后收费;调解、撤诉和简易程序案件减半收费;上诉案件仅以上诉争议部分计算收费等;裁定不予受理、驳回起诉、驳回上诉的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客观地说,在民事诉讼这种依赖于公法调整的私人行为中,因起诉权所具有的绝对性而出现诉权被滥用的情形是不可避免的。诉讼费用的大幅度降低极可能导致部分当事人滥用诉权,无论是否有诉权或是否服从一审裁判,都会提出诉讼或上诉。而法律虽然直接规定了人的行为规范,,但它对人的行为影响并不是直接的,它只是通过改变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来影响人的行为,并促使其做出某种预期的行为,也即是“通过对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进行调整来影响人们利用审判=购买正义的行动,以达到使正义的生产与社会投入的总资源之间实现最佳配置的目的。”[15]如果一方当事人轻率地启动诉讼,另一方当事人应诉,必然会增加相应的律师代理费、交通费、食宿费等各种费用,从而造成新的诉累。目前我国对诉权滥用问题缺乏必要的立法关注,更不用说对受害者的救济,致使法官在立案、审理过程中难以对诉权的正当行使与滥用作出判断,客观上放纵了“诉权滥用”现象的泛滥,也使诉讼费用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的功能大大被削弱。

四、诉讼费用制度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诉权

在一般情况下,进行诉讼须预先交纳诉讼费用,这对寻常求助者显然是一大负担,若因为无能力支付诉讼费用,其正当权利就无法实现。而在现代法治国家,“接受审判”的权利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要实现这一基本权利,让普通民众真正接近正义或真正享受司法福利,合理的诉讼费用制度显得尤为重要。[16]

(一)贯彻平等保障诉权的思想。诉讼费用制度被民众所理解和接收,才能实现其设置的政策目标和发挥其司法功能,因而在设置贯彻诉讼费用制度时,既要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益,尤其是程序上权利的实现,又要注意到诉讼收费的必要性。法律制度只有在为普通民众考虑才会良性运行,诉讼费用制度亦是如此,所以我国诉讼费用制度应同民事诉讼的公正效益价值相一致。

(二)加强司法救助力度。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作了具体的规定,但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经济力量普遍薄弱,在国家实行“有偿诉讼”制度情况下,没有经济能力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的权益,“打不起官司”、“接近司法有障碍”,诉讼费用负担造成诉权保障因个人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而异,显然与法律追求平等及公平正义之目的有违。因此,加强司法救助尤其是切实落实诉讼费用缓、减、免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三)完善诉讼费用救济途径。针对目前我国诉讼费用制度中当事人对诉讼费用裁判救济途径和手段十分有限,当事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状,我们必须进一步建立完善的诉讼费用救济途径。新《诉讼费用交纳办法》规定当事人单独对法院诉讼费用不服申请复核,不得上诉。但实际上法院关于诉讼费用负担的决定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大多都规定对诉讼费用可单独提出审查要求和提起上诉,如法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家都对诉讼费用可以上诉进行了肯定。为此,我国有必要增设单独的上诉程序,允许当事人对诉讼费用裁判不服的,可以单独提起上诉,通过上诉程序纠正审法院在诉讼费用决定中的错误,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五、诉讼费用改革的“囚徒困境”现象思考

我国诉讼收费制度改革面临两个问题,一是要减轻当事人的诉讼负担,降低诉讼费用;二是要保障法院经费,提高法官待遇,优化法院审判工作条件。第一个目标是法治国家的政府获得其正当性的必然选择;第二个目标是法院和法官群体的现实要求。[17]而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程序经济,降低司法成本,减轻当事人负担,确保国民平等地享有使用法院的机会和权利。降低诉讼费用能减轻当事人负担,是公众接近司法的有利保障,然而降低诉讼费用同时会给法院的正常运转形成负面影响,毕竟在我国从80 年代开始, 法院一直靠诉讼费弥补预算短缺。公众接近司法的程度不足将使司法的价值不能充分体现,司法公信力影响的范围也会受到限制,但是倘若法院不能正常运转,司法的价值更难体现,司法的公信力也更难确定,[18]两者成了暂时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低诉讼费用也同时意味着政府要增加财政投入,但是作为两类都要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在众多的财政需求的压力下,政府会选择尽可能少地向法院提供财政支持,同时为了获得其正当性还要降低诉讼费用;法院和法官作为被动接受制度安排的主体,为了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佳选择就是将自身的需求转嫁到当事人身上。这样的结果就是正式的收费虽然减下来,非正式的收费却可能潜滋暗长,法官向当事人的寻租现象可能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生司法腐败,进而,也动摇了政府的正当性。政府与法院之间在围绕审判的资源获取与分配领域的博弈,使得诉讼费用的改革陷入了“囚徒困境”。[19]对此现象,有学者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运用“收益——成本”的比较方法,对其中的原因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认为代表整体国家的中央决策部门是否下决心把对审判资源的获取与分配的直接支配权限收上来,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对这种制度变动所涉及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20]也有学者其原因乃在于我国财政权的非宪政化。如果财政权完全由行政部门控制,那么国家权力的配置将会不利于代议机关行使其职权。司法权并不隶属于行政权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由行政机关来决定司法财政资源的配置与分配显然缺乏正当性,只有从宪政体制上理顺这种失当的安排,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在诉讼收费上所存在的问题。[21]

四、结语

诉讼类似“风险投资”,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可能获得的实体利益的比例对诉讼的提起和进行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 为了使司法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促进纠纷解决机制的转型,利用诉讼费用的杠杆调节诉讼,无疑是符合司法改革趋势又行之有效的重要途径。然而诉讼费用制度轻则关系到当事人诉权的行使,重则关系到是否公正司法、是否真正的司法为民,关系到整个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诉讼费用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完善。

 



[1][]棚濑孝雄著,《纠纷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4.年版,第266页。.

[2]廖永安,《论民事诉讼费用的性质与征收依据》,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 参见王玉梅:《民事诉讼费用的比较研究》,载《科教文卫》,20068月上半月,第113页。

[4]吕锡伟主编:《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5]贺卫方:“诉讼费问题”,载《司法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

[6]同注4,第4页。

[7]谭兵主编:《中国民事诉讼法要论》,西南财政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

[8]章武生:《司法现代化与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页。

[9]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页。

[10]薛刚凌著:《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11]同注10,第11页。

[12]莫纪宏著:《现代宪法的逻辑基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13]廖永安:“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载杨荣馨主编:《民事诉讼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26页。

[14]同注5,第87页。

[15]同注1,第282页。

[16]廖永安、王春:《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负担的立法缺陷与完善》,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7 卷第3 期。

[17]张榕:《民事诉讼收费制度改革的理念及路径》,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 2006 年第1 期。

[18]张卫平著:《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出版社2003版,第579页。

[19]韩波:《论我国诉讼费用管理制度的变迁与改革》,载《司法改革论评》(第四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20] 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21]同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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