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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论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朱  胜
 
内容提要: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因其自身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和特殊性,备受理论界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外立法比较和刑法学界理论研究,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构成要件、疑难问题以及法条、司法解释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探讨。全文共8765字。
 
引言
交通肇事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的违法犯罪现象。2004年公安部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因驾驶员违法驾车导致交通事故的有465083起,造成93550人死亡。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05年至今,全国交通肇事逃逸率比去年上升了四成以上。另据统计,在交通管理严格的北京市每两天就有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发生。湖北某市862起交通肇事事故抽样调查中交通肇事逃逸案件高达63%……这一组组庞大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这一批批“前仆后继”的杀手令人毛骨悚然!给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深刻认识和分析交通肇事行为的危害,严厉打击交通肇事逃逸犯罪,是有效遏制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发生,从而创造良好和谐的社会秩序的交通环境,是当前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言及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典并未予以专门的规定,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对交通肇事罪进行了修改,将“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补充规定为适用加重法定刑幅度的情节,从而引发了刑法理论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关注以及专门研究。由于成文法的相对滞后性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中外立法及理论研究,结合我国特有国情,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究,以期促进我国刑法立法的完善,并对司法实践正确处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有一定作用。
一、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中外立法比较
(一)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海外立法概述 
在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中,所谓肇事,即引起事故.因此交通肇事是指交通运输过程中引起交通事故。所谓逃逸,一般是指为了躲避不利于自己的环境或事物而离开。所以,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是一种在造成交通事故后躲避、逃匿的行为。
对于交通肇事逃逸的处理,综观各国和各地区的刑法及交通管理法规,规定各异,其在刑法中的意义也不尽相同。其中有的在刑法典或其他单行法律中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规定为专门的罪名如德国、俄罗斯、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但各自有其不同的构成要件。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42条规定了擅自逃离肇事现场罪,其保护的法益主要是交通事故中被害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俄罗斯刑法典》第265条规定的逃离事故现场罪的规定很大程度考虑了被害者的救助义务。台湾地区规定的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者,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罪。此外,我国澳门地区《道路法典》中也规定了(交通肇事)逃避责任罪。当然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中并未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作出专门的规定,但其中有关犯罪的规定构成要件是完全适用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如日本刑法中没有这类行为的直接规定,但道路交通法规定了违反救护负伤者义务罪和违反报告事故义务罪。纵观各国立法,瑞士的以不救助罪来处理逃逸行为的做法则堪称典范。[1]
(二)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我国现行法律规制及理论研究概述
我国现行的刑法典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后或者公私财物遭受重大损失后,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现行刑法典没有对这类行为作出单独规定,仅仅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中的一个量刑情节考虑。我国有学者认为,从立法的合理性角度看,如果单纯因为交通肇事后制造了危险的交通环境,从而有必要课以行为人排除危险维护他人安全的义务而增设肇事逃逸罪(或作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情节),未免对交通犯罪行为人过于苛责。同时又有学者指出,肇事者肇事后见死不救的行为不能认为是交通肇事行为的延续,而应是另外一个独立犯罪行为,因此,对于交通肇事后见死不救的行为人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较为合适”。对于其中的致人死亡,朱建华教授认为:把“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罪”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符合该种行为的主客观特征,与这种行为的客观实际相符,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对这种行为作出的司法解释。”同时,可以解决理论上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观罪过的争论,防止出现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定相同罪名的逻辑矛盾,解决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行为的共同犯罪问题,不至于出现共同过失犯罪这一与法律规定相悖的结论。
二、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构成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由于其与交通肇事的相关性,再加上自身的特殊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行为的构成作些探讨。
(一)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前提条件(或先行行为)   
关于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问题,在法学理论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论,包括先行行为是否限于违法和有责?先行行为能否有犯罪行为构成?等等。对先行行为的问题的不同认识将会导致对案件的不同处理结果。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中的先行行为问题,是研究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关键。一些学者认为,如我国台湾学者蔡墩铭教授认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犯罪,皆不负防止结果发生之义务。我国大陆学者张明楷教授也主张,行为人实施犯罪行为后,有义务承担刑事责任,没有义务防止危害的发生。如果认为先行行为包括犯罪行为,则会使绝大数一罪变为多罪。也有的学者基于先行行为不能由犯罪行为构成的立场,同时又认为在交通肇事的场合人存在构成不纯正不作为杀人罪的可能性。
当然,也有学者试图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即交通肇事逃逸场合,可以认为交通肇事作为先行行为产生作为义务。笔者赞同这种以期待可能性来区分故意和过失犯罪能否构成先行行为的观点。理由如下:大多数故意犯罪危害的结果的发生是行为人积极追求或放任的。在此下,再要求行为人采取积极措施防止其犯罪行为可能导致的危害结果发生,显然是不现实的。但这主要体现在“故意作为+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意相同”场合。如果在“故意作为+故意不作为,所侵害的法意不同”的场合,在司法实践中虽主要还是以故意犯罪的结果加重犯来处理,但也不排除构成不作为故意的可能。
最高人民法院在吸收借鉴学界讨论的基础上,下发了两个司法解释,其中《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3条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解释为行为人在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从内容上看,这条规定,并不是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内涵界定,而是规定了构成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必须具有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先行条件。先行行为必须构成交通肇事罪,逃逸行为才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而存在。两者是毛与发的关系。
(二)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主观特征
从动机来看,有学者认为,为逃避抢救义务以及其后责任追究是逃逸者的两个根本动机,该学者进而主张只要具备逃逸抢救义务和逃避责任归结的两个动机中任何一个,就应当认为具备了逃逸的主观方面。观点如“行为人主观上有且只有逃避抢救以及肇事责任的”。客观上讲,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救助伤者是为了恢复伤者的健康,维护人权;为什么要惩罚肇事者?是因为他造成了伤害,侵害了人权。”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肇事者因为害怕遭到受害者或者受害者家属的殴打而逃离现场,事后又主动归案,根据这一观点,也就属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担忧是不必要的。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非出于逃避抢救义务的动机是出于害怕殴打而逃跑的,也就是说,行为人并不具有“逃避”主观动机。笔者同意上述观点,害怕殴打而逃跑实际上导致了救助义务的客观上不能履行,但这与行为人具有逃避救助义务的主观心理完全相异。但是遗憾的是,在我国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上述合理性的地方却未被吸收。因为按照《解释》的规定,出于逃避抢救义务的动机但并不回避责任追究而逃跑的行为反而不能被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而被加重处罚了。对于行为人逃逸动机的认定,其先在前提是行为人对肇事行为具有明知。如果行为人对肇事事故不明知,而驾车“继续行驶”,在此种所谓的“逃逸行为”在主观上无非是正常驾驶行为的延续而已。因此,对于明知的考察,不仅要从行为人的供述入手,同时应结合肇事当时的时间、地点、路况以及行为人具备的知识等多方面客观地考察,从而确定其继续行驶、离开现场的行为是否属于逃逸。但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行为人对交通肇事的严重后果是持故意态度,则不能按单纯的交通肇事罪处理,而应根据行为人所追求的结果,分别按有关规定处理。
(三)交通肇事逃逸的客观特征
例一,张某驾驶的汽车与骑自行车的杨某相撞,当即造成被害人车毁人亡。张某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驾车高速逃离。
例二,李某驾驶一辆制动状况不良,轮胎气压不合规格,无牌照的手扶拖拉机,将横过马路的廖某撞成重伤,。肇事后李某将伤者移至公路边,即驾车逃离现场。后伤者被他人发现送至医院,经医生诊断,被害人是因流血过多,抢救不及时死亡。
例三,王某驾车过一交叉路口,发现一人正横穿马路,虽采取刹车措施,但因判断错误,将行人撞到。车即停下。并将伤者抬到车上,送至医院,将被害人抬到该医院门诊部外面电杆处,即驾车离去。伤者被值班医生发现后抢救,因抢救无效于一周后死亡。
例一是典型的逃逸行为,即从现场逃离。例二和例三虽然客观行为不大相同,甚至后者还考虑到“救助”。但由于两者逃逸行为的本质是对抢救义务的不作为和责任认定的躲避,因此,均构成逃逸,可见,由于这些场所和犯罪人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由于这些场所往往是被害人被移后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又可以把这些场所看作犯罪的第二现场,或第一现场的延伸或广义的犯罪现场。同时,在认定是否构成逃逸行为时,还必须注意:逃逸的行为必须同肇事行为发生的时间与地点存在着时空上的密切联系。但在履行抢救义务而纯粹逃避责任追究构成逃逸时,司法实践中需要指出的是,首先,不能将逃避责任追究的逃逸行为与事后混淆,掩盖犯罪事实,逃避、减轻责任情形相混淆。如让下属承担责任、编造被害人过错情节等。此类行为并不属于逃逸行为针对的不为,因而不能认定为逃逸。。不作为的逃逸行为针对的作为义务,应当是指肇事当时因肇事行为所发生的及时抢救义务和责任。再次,逃逸行为应当是指从肇事现场逃离,逃逸行为都应当与肇事现场的时空紧密相连,而不是指在事后责任认定过程中的逃跑行为。
当然,有的肇事者逃逸后又抢救被害者并向有关机关报案,是属于逃逸中止呢?还是仍可认定属于逃逸?此种情形由于逃逸行为已经成立,不存在逃逸中止,逃逸仍可成立。
三、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中几个争议问题辨析
(一) 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案件中的共同犯罪问题
交通肇事事故发生,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他人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情况屡见不鲜。鉴于此种社会现象,最高法院在《解释》第5条第二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第一次出现过失犯罪可以成立共同犯罪的规定。
在刑法理论界,关于共同犯罪的范围,主要有“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的聚讼。前者认为: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共同实施一个特定的犯罪。即要就两人以上就实现一个特定的犯罪具有共同行为之外,还应数人就实施特定的犯罪有意思联络(或说必须具有共同故意)。后者则认为:两人以上通过共同行为以实现各自企图的犯罪,就是共同犯罪。而不要求故意的共同和犯意的共同。对于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造成一个或数个危害结果所构成的犯罪,共同过失犯罪是与单独过失犯罪相对而言的。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认为,两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是不构成共同犯罪的。理由如下“首先,共同过失犯罪,彼此的过失犯罪情况分别轮最科刑就可以了,不需要按照共同犯罪处理。而在共同过失的场合,没有组织犯、实行犯、教唆犯、帮助犯的分工,也没有主犯、从犯、胁从犯的差别,只要根据各自间没有犯意联系,不可能形成一个互相支持和配合的统一体,第二,刑法总则中所以规定共同犯罪,是因为各共犯分工不同,或者所起的作用、所处的地位不同,需要分清刑事责任。”而且,我国97刑法第25条第二款规定:“两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显然,《解释》第5条第二款对指使逃逸者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的规定已经超越了刑法典规定的含义,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
笔者认为该款规定还有如下不合理之处:首先,是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相左的,在交通肇事罪中,教唆被教唆人逃逸时,已经发生了致人重伤的严重后果,而且重伤的结果正向着死亡的结果转化,如果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就有死亡的危险。这是作为一个正常理性的所明知的。被教唆人在明知被害人有死亡危险的情况下仍然教唆肇事者逃逸,如果他对被害人可能死亡的危险持放任的态度,漠不关心,其主观上的罪过显然属于间接故意。此时,若对指使逃逸者以本质上为过失犯罪的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的话,则是与指使逃逸者事实上故意心理不相符合的。其次,违背了因果关系的理论。因果联系必须具备两个特点:其一,因果联系具有时间顺序性,即原因在前,结果在后;其二,因果联系是必然联系。在结果之后发生的现象,不可能成为结果的原因。即时我们假设过失共同犯罪的理论是正确的,《解释》第五条第二款也是不合理的。一般在共同犯罪中,存在较所犯的情况下,是先有教唆行为后才有被教唆者的实现行为,而不可能相反。再次,对其进行逻辑推断,则似乎先有教唆行为,然后才有肇事者的交通肇事行为。实际上,指使逃逸致人死亡行为并非发生在交通肇事行为实施过程之前或之中,而是发生在交通事故之后,属于一种事后“教唆”肇事者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因此,不宜将之归结为交通肇事性质的行为而认定为交通肇事罪,进而对指使者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
(二) 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故意杀人罪
如前所述,根据交通运输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如果逃逸致人死亡的,不仅使其可能被适用特别加重法定刑幅度,甚至还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行为人在肇事后又实施了一定的积极举动而构成故意杀人罪的比较容易理解。交通肇事后不履行救助义务而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能否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呢?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防止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根据我国的刑法理论,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可归纳为三方面:(1)法律规定特定义务;(2)职务或业务上的义务;(3)行为人的行为(即先行行为)所引起的作为义务。职务或业务上的义务不能成为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案件中的防止死亡结果发生的作为义务是可以肯定的。尽管救助义务来源于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的规定,但仍然可以说它是一种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对此理论上也有学者持肯定态度。但是一般认为,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行为能否构成不作为犯罪,还取决于刑法当中是否有相应的规定。否则就是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所以认定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只能从先行行为能否产生作为义务着手。
先行行为可以产生作为义务,最早是由德国刑法学家斯贝特尔(Stubel)所明确提出的。大陆法系各国德国、日本等基本上都在刑法中确认了先行行为在不作为犯中的地位。对于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问题,我国刑法虽然未作明确规定,但刑法理论上历来不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也向来是认可的。对于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作为义务问题更是如此。对于先行行为相关理论,笔者已在前文详细论述,对于犯罪行为能否成为先行行为应当区别对待,不再累述。
尽管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先行行为性,但如前所述,并非任何逃逸致人死亡行为都能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论处。过去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认定行为人逃逸致人死亡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时,往往偏重于对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心理态度进行抽象的认定。强调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具有的恶的动机。这种做法显然是片面的。日本司法实践的作法值得我们借鉴。从日本一些判例来看,他们认定不作为故意杀人罪时一般都对致使被害人死亡的现实危险性进行充分考虑。其定罪依据有逐渐客观化的倾向。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行为能否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需要考虑行为人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是否包含着到构成被害人死亡的高度的、现实的、具体的危险。或说具有被害人死亡的急迫性,以及行为人对此事的认识。《解释》第6条规定了具体的标准: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的,应当……依照刑法第232条……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无疑是考虑到逃逸行为对死亡结果造成的现实危险性以及行为人对此事的认识,因此,这一规定是科学的。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一规定,将交通肇事罪与不作为杀人罪的区分仅仅以是否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进行隐藏或遗弃为标准,不适当地缩小了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行为中构成不作为故意杀人罪的范围。如果按照以上所作的理论分析,只要具有导致被害人死亡的危险性出现,并且行为人对此事实有所认识,即使未将被害人带离现场进行隐藏或遗弃的,同样也应当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出来,以不作为故意杀人罪论处。而不应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特别加重情节处理。
(三)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与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逃逸,并在逃逸过程中,继续驾车高速狂奔,最后造成多人伤亡的恶性连环事故。在刑法理论界,对此种行为的定性问题各不相同:第一种观点认为,肇事后为逃避罪责,不顾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横冲直撞又造成危害,这里只是出现主观罪过的转化,由过失转化为故意,对行为人应定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或其他相关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行为分两阶段,前一段构成交通肇事罪,后一段对撞伤撞死他人的主观罪过为故意,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总起来是交通肇事罪与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并罚。第三种观点在赞同第二种观点的基础上,指出在后一阶段是出于规避罪责的目的,驾车继续在公共场所冲撞,已经构成了对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危害,应对其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罚。
而比较合理的,也是笔者所赞同的第四种观点是对这类行为区分处理:第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逃逸,并在逃逸过程中心慌意乱,又违反交通法规而过失致人伤亡或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属于第二次肇事现象。后一肇事单独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前肇事行为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则单独处罚后罪。如果前一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则成立交通肇事罪的同种数罪,按一罪适用较重之法定刑幅度。第二种情况是,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责任逃逸,慌不择路或者是害怕追捕等而放任其他危害后果的发生,后一行为构成以其他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解释》规定的理解,将逃逸作为定罪情节,那么,如果行为人的逃逸行为本身又足以构成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如明知道路人前方行人很多,在肇事后仍高速疾驰,强行压死压伤多人),对行为人应以一罪论处还是数罪并罚呢?在理论界通说以“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有学者认为通说的做法值得商榷,应当以交通肇事罪和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并罚。笔者认为《解释》对逃逸行为作为定罪情节的规定,表明《解释》要以交通肇事罪处罚的逃逸行为只是在事故发生时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驾车逃离事故现场的单纯逃逸行为,是以逃逸行为没有造成另外的结果为前提。没有造成另外的结果时,相对于交通肇事而言,逃逸行为仅仅是肇事后逃避法律追究、逃避救助义务的不作为。《解释》把这种肇事后的不作为纳入处罚范围。如果造成了另外的后果,如致人死伤、其他财产损失的,这里的逃逸行为就变成了作为。从刑法理论上来说,这里的情况本质上是两个行为,构成两种犯罪,应两罪并罚。对此不能以吸收犯来论处,因为吸收凡的特点在于吸收关系的犯罪行为一般属于实施某种犯罪的同一过程中。也不能以牵连犯来论处,因为这里并不存在交通肇事罪的方法或结果触犯他罪的情形。
(四) 设立新罪名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1、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将逃逸行为脱离交通肇事罪,予以单独处罚,有利于遏制当前日益增多的逃逸悲剧;将逃逸行为单独独立出来,有利于交通肇事罪的单纯化;有利于与故意杀人罪相区别。同时,笔者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仿照瑞士以不救助罪来处理逃逸行为的做法。[2]
2、同时可以解决诸多问题,如对于指使逃逸行为也有了处罚依据,可对其以不救助罪来处罚,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质疑问题;再次,有利于解决所谓的“重复评价”问题。因为没有正确理解交通肇事逃逸以及逃逸致人死亡情节的内涵,在司法实践中将作为定罪情节的交通肇事逃逸与作为量刑情节的交通肇事逃逸混同,有违刑法的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3、不救助罪的设立,从社会主义道德层面上来讲,对于促进人们整体道德标准的提高是有好处的。在市场竞争规则尚不健全之际,传统社会公德被严重削弱,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外部环境来看,西方不良思想的冲击,使得今天社会公德的低落。“助人为乐”、“重义轻利”等中华传统美德和道德观念被淡化。人们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前雪”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在当前,我国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重罚不失为一种良剂。
综上所述,将逃逸行为规定为不救助罪不仅有利于处理肇事后逃逸行为,减少其社会危害;也有助于处理指使逃逸行为。所以在将来刑法典修改时,笔者希望立法机关能借鉴外国经验,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独立出来,以不救助罪处罚。
结 论
“法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3]在探索法学真谛的途中,充满了坎坷和荆棘。交通肇事逃逸行为在理论与实践中存在较多争议。无论从伦理的评价出发,还是从结果的价值考虑,交通肇事逃逸皆值得法律的非难。本文开篇介绍了各国的相关立法实践,。接着参考大量理论成果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本身的先行行为、主客观要件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证。当然,对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在文章的后部也作了客观的探讨,并对现行相关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评介。最后结合我国国情,鲜明的提出单独科刑的原由。


[1] 周雪梅:《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研究》,载于志刚主编:《刑法问题与争鸣》第七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72页。笔者比较赞同该学者的观点,将在下文对于移植和借鉴该做法作相关的论述。
[2] 瑞士1996年修订通过的现行刑法典第128条(疏于救助)规定:“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处监禁或罚金:(1)对受其商号之人或在直接的生命危险之中者不予救助,而根据当时的情况行为可以救助的;(2)阻止他人为此等救助或妨碍他人进行救助的。”
[3] [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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